当前政策的主要取向是防通缩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范建军
■本报记者 牛福莲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0.4%，增速比1至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这已是连续3个月出现回落。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领域：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数据来看，1至5月除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略微增加外，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名义增速均出现明显下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范建军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增长。而在稳增长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投资的较快增长。他认为，在稳增长的政策实施过程中，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目前看都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在货币政策方面，范建军建议，应将调控重点放在如何避免经济步入通货紧缩，如何化解名义总需求不足(即货币供应量不足)与实际总供给过剩的矛盾上来;在财政政策方面，他认为，未来依然需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以此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扭转目前制造业投资仍在单边下滑的不利局面。
当前主要问题是防通缩
在范建军看来，导致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在最近两个月不仅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而且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PPI下跌幅度最近两个月在持续扩大)，由于盈利情况不佳，导致工业企业普遍缺乏投资的积极性。
二是在广义货币M2“超预期”增长的压力下，5月份央行明显加大了基础货币回笼的力度，不仅银行信贷被明显收紧，而且其他融资渠道的资金供应也明显萎缩，结果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因融资受限而继续回落。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控通胀的问题，而是如何防通缩的问题。实际上，从去年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就一直遭受通货紧缩的困扰。”范建军表示，从PPI跌幅继续扩大，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增速回落等情况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
从价格角度看，目前除CPI价格指数外，其他如PPI价格指数、购进价格指数、投资品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涨幅均为负值或接近负值。即使是CPI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也回落至2.1%，若剔除食品，5月非食品的价格涨幅仅为1.6%。
“因此，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管理层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增长。而在稳增长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投资的较快增长。”范建军表示。
房地产投资增速仍有上行空间
范建军认为，在宏观经济的三大需求领域，投资对政策的敏感性最高，“政策漏出”效应最小。同时，促投资也是稳消费的重要举措：投资增长了就业才会增长，就业增长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会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消费才会增长。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领域来看，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处高位，如果继续提速需要进一步放开地方融资平台，从而放大地方债务风险，这显然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情况。因此，从目前情况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
其次是制造业投资，从PPI跌幅继续扩大，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增速继续回落，出口持续萎靡等情况看，目前制造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产能和库存严重过剩，市场需求明显不足，企业盈利困难，因此，只要工业领域需求萎靡的状况得不到改观，企业盈利状况没有明显改善，那么，短期内占固定资产总投资35%以上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就不可能实现快速触底反弹。
“因此，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领域来看，目前唯一可指望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增长的就是房地产投资领域。”范建军分析指出。
今年2月“新国五条”出台，除继续强调抑制房地产投资、投机性需求外，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开始强调增加房屋的供给，尤其是普通商品房及其用地的供给。范建军认为，从房地产调控角度看，提高房地产投资增速，尤其是提高商品房供应问题非常突出的东部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是与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完全吻合的。
“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全面放开对房地产投资的融资限制，增加土地供给，推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上一个大台阶。”范建军建议。
货币财政政策仍有施展空间
从国际范围来看，今年各主要经济体的首要任务都是稳增长。范建军认为，我国在稳增长方面，与西方主要经济体相比拥有明显的优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施展空间都明显大于西方主要经济体。
“在稳增长方面，我们完全可实现‘财政’—‘货币’双轮驱动，而深陷财政危机泥潭的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只能是‘货币政策’一轮驱动。”范建军表示，尽管如此，我国却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受制于各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束缚，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目前看都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数据显示，4月，我国M2增速由去年底的13.8%回升至16.1%，大幅超出年初制定的13%的调控目标，此举直接导致央行5月的货币政策明显收紧，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由2.5%快速升高至3%左右(6月上旬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突破9%)，当月新增信贷仅为6674亿元，明显低于前4个月平均月增8869亿元的信贷增幅。
范建军分析认为，由于广义货币M2存量超百亿，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未来会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受此观念影响，导致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过于谨慎。
“但实际上，说我国M2存量过大，未来将面临通胀威胁本身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这样说，范建军认为理由有二：一是我国M2的统计口径问题。人民银行把大量长期大额储蓄存款、长期大额企业存款纳入M2的统计口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部分居民和企业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其货币属性已基本丧失(即货币所具有的交易功能已基本退化)，应该从M2的统计口径中剔除。
二是按目前的统计口径M2已经超过100万亿元，而2012年我国名义GDP的规模仅有不到52万亿元，货币的流通速度只有大约0.52次/年，这意味着我国长年有接近一半的“货币”根本没有参与商品交换，即未进入流通领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把大量不属于“货币”的金融资产从现有统计口径中剔除。
“现有的100万亿元存量‘货币’已经被注入到实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了，现在未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那么，将来也一定不会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除非增量货币被过量注入，因此，说100万亿元存量货币是一个‘堰塞湖’，对未来的物价有威胁，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在范建军看来，货币政策的首要调控目标是物价，而不是货币存量及其增速。
政府应有扩大赤字和增加负债的勇气
考虑到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已步入通货紧缩的边缘，范建军建议，货币当局放弃年初制定的13%的广义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把调控重点放在如何避免经济步入通货紧缩，如何化解名义总需求不足(即货币供应量不足)与实际总供给过剩的矛盾上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重启逆回购(同时停止央票发行和正回购操作)，使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保持在一个相当宽松的水平上，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得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保持在2%—2.5%的较低水平。同时，放开房地产企业的各类融资限制，推动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增长。”
就财政政策而言，范建军建议，尽管今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速出现负增长，但是，考虑到目前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盈利困境，财政政策依然需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以此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扭转目前制造业投资仍在单边下滑的不利局面。
“根据目前政府的收入水平(包括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入)、赤字规模和负债总额，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在目前经济面临下行和通缩风险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拿出足够的扩大赤字和增加负债的勇气和魄力。”范建军说。
■本报记者 牛福莲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0.4%，增速比1至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这已是连续3个月出现回落。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领域：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数据来看，1至5月除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略微增加外，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名义增速均出现明显下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范建军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增长。而在稳增长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投资的较快增长。他认为，在稳增长的政策实施过程中，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目前看都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在货币政策方面，范建军建议，应将调控重点放在如何避免经济步入通货紧缩，如何化解名义总需求不足(即货币供应量不足)与实际总供给过剩的矛盾上来;在财政政策方面，他认为，未来依然需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以此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扭转目前制造业投资仍在单边下滑的不利局面。
当前主要问题是防通缩
在范建军看来，导致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在最近两个月不仅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而且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PPI下跌幅度最近两个月在持续扩大)，由于盈利情况不佳，导致工业企业普遍缺乏投资的积极性。
二是在广义货币M2“超预期”增长的压力下，5月份央行明显加大了基础货币回笼的力度，不仅银行信贷被明显收紧，而且其他融资渠道的资金供应也明显萎缩，结果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因融资受限而继续回落。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控通胀的问题，而是如何防通缩的问题。实际上，从去年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就一直遭受通货紧缩的困扰。”范建军表示，从PPI跌幅继续扩大，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增速回落等情况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
从价格角度看，目前除CPI价格指数外，其他如PPI价格指数、购进价格指数、投资品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涨幅均为负值或接近负值。即使是CPI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也回落至2.1%，若剔除食品，5月非食品的价格涨幅仅为1.6%。
“因此，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管理层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增长。而在稳增长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投资的较快增长。”范建军表示。
房地产投资增速仍有上行空间
范建军认为，在宏观经济的三大需求领域，投资对政策的敏感性最高，“政策漏出”效应最小。同时，促投资也是稳消费的重要举措：投资增长了就业才会增长，就业增长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会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消费才会增长。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领域来看，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处高位，如果继续提速需要进一步放开地方融资平台，从而放大地方债务风险，这显然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情况。因此，从目前情况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
其次是制造业投资，从PPI跌幅继续扩大，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增速继续回落，出口持续萎靡等情况看，目前制造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产能和库存严重过剩，市场需求明显不足，企业盈利困难，因此，只要工业领域需求萎靡的状况得不到改观，企业盈利状况没有明显改善，那么，短期内占固定资产总投资35%以上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就不可能实现快速触底反弹。
“因此，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领域来看，目前唯一可指望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增长的就是房地产投资领域。”范建军分析指出。
今年2月“新国五条”出台，除继续强调抑制房地产投资、投机性需求外，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开始强调增加房屋的供给，尤其是普通商品房及其用地的供给。范建军认为，从房地产调控角度看，提高房地产投资增速，尤其是提高商品房供应问题非常突出的东部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是与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完全吻合的。
“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全面放开对房地产投资的融资限制，增加土地供给，推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上一个大台阶。”范建军建议。
货币财政政策仍有施展空间
从国际范围来看，今年各主要经济体的首要任务都是稳增长。范建军认为，我国在稳增长方面，与西方主要经济体相比拥有明显的优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施展空间都明显大于西方主要经济体。
“在稳增长方面，我们完全可实现‘财政’—‘货币’双轮驱动，而深陷财政危机泥潭的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只能是‘货币政策’一轮驱动。”范建军表示，尽管如此，我国却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受制于各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束缚，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目前看都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数据显示，4月，我国M2增速由去年底的13.8%回升至16.1%，大幅超出年初制定的13%的调控目标，此举直接导致央行5月的货币政策明显收紧，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由2.5%快速升高至3%左右(6月上旬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突破9%)，当月新增信贷仅为6674亿元，明显低于前4个月平均月增8869亿元的信贷增幅。
范建军分析认为，由于广义货币M2存量超百亿，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未来会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受此观念影响，导致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过于谨慎。
“但实际上，说我国M2存量过大，未来将面临通胀威胁本身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这样说，范建军认为理由有二：一是我国M2的统计口径问题。人民银行把大量长期大额储蓄存款、长期大额企业存款纳入M2的统计口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部分居民和企业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其货币属性已基本丧失(即货币所具有的交易功能已基本退化)，应该从M2的统计口径中剔除。
二是按目前的统计口径M2已经超过100万亿元，而2012年我国名义GDP的规模仅有不到52万亿元，货币的流通速度只有大约0.52次/年，这意味着我国长年有接近一半的“货币”根本没有参与商品交换，即未进入流通领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把大量不属于“货币”的金融资产从现有统计口径中剔除。
“现有的100万亿元存量‘货币’已经被注入到实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了，现在未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那么，将来也一定不会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除非增量货币被过量注入，因此，说100万亿元存量货币是一个‘堰塞湖’，对未来的物价有威胁，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在范建军看来，货币政策的首要调控目标是物价，而不是货币存量及其增速。
政府应有扩大赤字和增加负债的勇气
考虑到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已步入通货紧缩的边缘，范建军建议，货币当局放弃年初制定的13%的广义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把调控重点放在如何避免经济步入通货紧缩，如何化解名义总需求不足(即货币供应量不足)与实际总供给过剩的矛盾上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重启逆回购(同时停止央票发行和正回购操作)，使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保持在一个相当宽松的水平上，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得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保持在2%—2.5%的较低水平。同时，放开房地产企业的各类融资限制，推动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增长。”
就财政政策而言，范建军建议，尽管今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速出现负增长，但是，考虑到目前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盈利困境，财政政策依然需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以此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扭转目前制造业投资仍在单边下滑的不利局面。
“根据目前政府的收入水平(包括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入)、赤字规模和负债总额，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在目前经济面临下行和通缩风险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拿出足够的扩大赤字和增加负债的勇气和魄力。”范建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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