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中国现代发展的完美“微型画”

    专访《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成都是中国现代发展的完美“微型画”
    
    1999年，在《财富》世界500强的名单上，只有10家中国企业，2012年该数字变为76家，中国成为拥有上榜企业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举办，当时的主题是“中国未来50年”，而今年6月6日，《财富》全球论坛第四次来到中国，并将以“中国的新未来”为主题，在成都举行。
    通常《财富》论坛的主题被视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中国的新未来是否在西部？在当前这场“东潮西渐”、西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发展的变革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本届《财富》论坛将探讨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成果显现，如今又遇上城镇化发展红利之际。
    “当然，当说到中国的未来和中国西部的未来时，绝不是说中国东部的腾飞故事已经成为过去时。”苏安迪说，“当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趋于成熟时，西部地区的增长潜力则更大一些。”
    经济动力转移
    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将在成都举办，这是《财富》论坛第四次落户中国，此前是在上海、香港和北京。你对这四个城市有怎样的认识？它们有何共同点和区别？
    苏安迪：很有意思，这四次论坛举办的时点恰好标志了中国现代发展的不同阶段。
    比如，上海的《财富》论坛（1999年）举办之时，恰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香港《财富》论坛（2001年）的主题是“亚洲新一代（the Next Generation in Asia）”，议题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4年之后，我们又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当时论坛聚焦的主题是“欢迎来到亚洲（中国）世纪”。
    今年，财富论坛再度落户中国，而且是首次来到了中国的西部地区，“中国新未来（China’s New Future）”将成为论坛的主题。而且，我们迎来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
    我们将探讨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成果显现，如今又遇上城镇化发展红利。同样，在这个东西部经济转移承接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推动力也正从制造业转向内需消费。
    和往届相比，如此丰富的时代议题将让今年的《财富》论坛更为特别。
    日报：有人认为每次在中国举行的《财富》论坛主题代表世界对中国的最新看法。比如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未来50年”，正如你所言，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的新未来”。你认为“中国的新未来”在多大程度上会倚重成都这样的西部地区的发展？你又如何评价西部大开发的成果？
    苏安迪：当然，当你说到中国的未来和中国西部的未来时，绝不是说中国东部的腾飞故事已经成为过去时，只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变得更快了一点。
    比如成都，经济发展速度接近15%（2012年成都GDP增长13%）。成都等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规模也更大。当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趋于成熟时，西部地区的增长潜力则更大一些。毫无疑问，本次《财富》论坛对此将作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说，成都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样本，城乡统筹发展的同时拥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传统。因此，要想考量中国现代发展，成都是一幅完美的“微型画”。
    日报：说到西部拓展，美国有着更久远的经验。作为高技术产业中心的硅谷就位于美国西部，硅谷发展有哪些经验可分享？是否适用于成都和更广大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苏安迪：你的这个提法很有意思，说起“闯西部”的经历就绕不开美国，我们有句俗话说，想赚钱去西部。
    我们有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美国东部城市），但硅谷一样蕴藏着真正的机会。硅谷发展出了一条对成都而言可参考的平行线，后者也在发展高新产业。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巧合吗？两地的发展经验将进一步“系紧”中美两国民众互相了解的纽带。
    城镇化挑战
    日报：中国当前正进行产业转移，西部承接东部的一些产业发展。在这场“东潮西渐”的变革中，政府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你有何建议？
    苏安迪：这个回答起来颇有难度。首先是一个劳动力的问题，种种因素之下，东部的用工成本越来越高。西部建厂，这方面的成本更低，何乐不为。但如果东部有工厂关闭，就意味着有人需要找工作了。我想中央政府会意识到就业这个问题，如果伴随着产业转移有大批工厂从东部迁移到西部，这将对东部的就业版图产生具体的影响。
    另外，西部产业初创将提供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这意味着如此大批的人口可能重返，如何安置他们？这些人口的到来对西部的其他产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要知道，任何类似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总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能力予以解决。
    日报：你前面谈到的城镇化勾勒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李克强总理最近又谈到了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对此，你有何良策？
    苏安迪：我很难给出这方面的建议，我可不是智库，但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说，我可以谈谈看法。我认为你所说的这些都是中国新一届政府高层关注的焦点。
    我想谈谈城镇化的挑战，大城市的汽车尾气污染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北京。大量私家车存在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目前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少了点什么，让人们只能点对点地驾车。美国城市也有很多问题，但对中国来说的好消息是，你们的城市尤其是西部城市还有空间做出更多科学的、有的放矢的城市规划，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的建设规划。
    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拥有前车之鉴，不再重蹈欧美国家的覆辙。如今拥有一座洁净的城市可很是让人兴奋的。
    做强做好
    日报：在去年入围“《财富》世界500强”的76家中国公司中，其中68家是国有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只有5家，这样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失衡？和榜上其他国家相比，有怎样的区别？中国民营企业要做强做大，还存在怎样的问题？
    苏安迪：中国的SOE（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比较独特，说到国有企业，欧美、拉美、非洲或是亚洲的其他国家有一些，但大多很少或基本没有。
    中国的一些私营部门人士抱怨遭遇了不平等的竞争，这涉及一些体制的问题。至于你说到是否失衡，这是中国决策层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当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展开全球竞争的时候，它们在国内享受到的一些优势可能会失去。
    日报：十几年来，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一直是中国大型企业的梦想。但近几年，它们的兴趣不止于此，一些大型中国企业对入围《财富》“全球最受赞赏的公司排行榜”也表现出热情。对于这种转变，你怎么看？
    苏安迪：我乐见很多企业同时想上这两个榜单。一家企业得到赞赏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大。所以，很多企业可能先想上“500强”然后再上“赞赏榜单”。
    日报：中国近年快速崛起“新财富阶层”，这类人通常具有高学历、高消费能力。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新财富阶层”的崛起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苏安迪：当然说到中国“新财富阶层”，我们不仅仅要看到那些服饰鞋包的奢侈品，还有房和车，包括二套房以及更多的国际旅行。说到这个人群的影响，他们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将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伴随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他们的文化需求也将水涨船高，其兴趣可能是电影、音乐会，也可能是滑雪场和高质量的篮球赛。
    顶级纸媒不会消亡
    日报：作为传统媒体人接触网络的先锋，你怎么看传统媒体的未来？互联网带来的革命浪潮会怎样改变未来媒体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什么才是媒体的立身之本？
    苏安迪：我们正在媒体大转型的半路上，转型之路通向何方目前还不是很确定。让我看看我现在纽约的公寓里有哪些终端，我有电视机、笔记本电脑、iPad、手机、报纸，当然还有我的杂志，我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不同的信息。如果我想看一场秀，我会打开电视；如果想获取即时信息，我会用手机；如果想看一些稍微深度一点的东西，我会打开电脑；杂志则是我真正“深阅读”的媒介。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传媒平台——大型会议，这是一个既有信息交流又和人打交道的媒介。
    当前，我们所拥有媒介的丰富程度从未如此之高，每个人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媒体渠道。的确，有人说传统媒体会有消亡的一天，但这个行业中的翘楚不会消亡，顶级纸媒的灵魂也不会消亡，无论其将来会通过怎样的形式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