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者参与百余起尘肺维权 成功率低于1%

张海超

4年前，只有28岁的张海超，以在身体上动刀子的代价替自己维权，成为人们眼中“开胸验肺”的英雄。可是，今年春节，张海超喘不上来气儿，脸憋得发紫。新年过了不到5天，他就躺在了病床上，至今也没有出院。

他的肺上生出一个破口，原本应该从身体自由呼出去的气体，却从这里，漏了出来。

肺上的破口，被张海超称为“伤口”。他的伤口不止这一处。2009年6月，为了证明自己患的是尘肺病，张海超也是这么躺在病床上，等待肺部活检。醒来后，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恭喜你，是尘肺病。”

现在，无论是躺着，还是走路，张海超都离不开一个瓶子。瓶子上的一根白色导管直接插进他的胸腔里。

“咳咳咳……”说不上几句话，这个还没满32岁的男人就要咳嗽。瓶子的底部，鼓起一串黄豆粒大小的气泡，向上翻涌。

没有这只瓶子，他随时可能被一口气憋过去。他患了尘肺病的并发症——气胸。他也只能等着肺上的“伤口”自然地愈合。这里的医生告诉他，除了每天挂着瓶子，对他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这听上去有些悲怆。4年前那次悲壮的“开胸验肺”，让张海超赢得了一场胜利。他的职业病鉴定和伤残鉴定，在一个多小时内办好，“创下了全国纪录”。但“开胸验肺”后，张海超的右肺发生粘连。他的主治医生说，正是因为肺部的那块粘连，治疗气胸，“手术刀过不去”。

张海超说：“我并不后悔。说这些也没有意义，当时我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对一般患者而言，气胸并不难治。但是，如果这个病发生在尘肺病人身上，就是时刻都会夺命的杀手。那些原本纤维化的、像石头一样的肺正在一天天地丧失功能。

张海超亲眼见到，他的一位尘肺病工友患了气胸，在几分钟内就死去了。

“咳咳咳……”张海超又咳嗽了。他的姐姐张海云，在一旁急促地说：“你看，你看，又冒泡了。一冒泡，我就心焦。”她看见弟弟连上这个像老式录音机的方形瓶子时，气泡“咕咕”翻滚，吓了一大跳。医生告诉他们，如果瓶子里水连着几天不冒泡，肺上的破口可能就愈合了。

这样的状况是张海超没有想到的。他原本希望开上出租车“从此过上好日子”。但如今自己的家，那个在聚光灯下门槛都要被踏破的农家院子，早已经恢复了平静。近4年过去了，这里没添砖加瓦。变化的是，他们的父母更加年迈，各自患病。以及，张家唯一的儿子张海超的呼吸愈发沉重了。

在争取到“特事特办”的60多万元赔款后，张家并没有宣告他们的胜利。相反，对于已经步入尘肺病晚期的张海超来说，他同死亡的斗争日渐焦灼。

冬天，是尘肺病人最难熬的季节，小小的感冒都足以摧毁生命。他像候鸟一样，冬天独自去广东佛山租房子住，挨到北方天暖再回家。

张海超乐观地估计，自己最多活到40岁。他也知道，大部分尘肺病人，从患病到死亡，一般不会超过8年时间。

“开胸验肺”之后，他被誉为英雄，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尘肺病人。

出名后，常有远地而来的尘肺病人站在张家的院门外。对一些上告无门的尘肺病人而言，“张海超”是比律师还管用的“名片”。

“不知是庆幸，还是悲哀”，张海超接触了近千名尘肺病人，而自己是这个群体中“境遇好的”。他可以吃两天就得一百多块钱的咳嗽药，而有的尘肺病人连“一天几块钱的咳嗽药都吃不起”。

这几年，张海超气喘吁吁地跑动在河南、贵州、四川、福建等地，参与了100多起尘肺病维权的案子，帮那些患者拿到400多万元的赔偿，不过仍然感叹“能维权成功的，百分之一不到”。有人在维权的路上“撤退”了，有的还没等来结果就死了。

对于张家人来说，“张海超”这三个字是骄傲。这个名字曾经不自觉地被融入中国职业病防治法完善的进程中。2011年底，职业病防治法被修订。在解读新法条的时候，媒体不会忘了张海超这个标志性的人物。

而初中毕业的张海超说：“法律的尊严，不在于它修改得多完美，它的条款多流畅，而在于它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能执行。”

有时，张海超真得靠他的名气，才能办成事。他带着一位疑似尘肺病的患者去一家疾控中心申请诊断，医生见没有用人单位材料，把人往门外推。张海超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那个张海超。”

那位医生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就是张海超？哎呀，久仰久仰你的大名，英雄斗士啊。真的，没想到是你，你的出现改变了我们职业病法。”随即，他当场受理了诊断申请。

在维权路上，他看到了各种惨状。一次他在河南洛阳看一些农民工，“有一个人，当地是吃面条，他只能吸着氧气吃，吃几口饭就上不来气了，只能把碗放在那儿，歇一会儿才能接着吃，半碗面要吃一个小时”。

他不止一次亲手埋葬过当年患病的工友，“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这样被社会抛弃，不应该这样被家人抛弃。”他说：“比这个呼吸更可怕的，是没人听见这样的呼吸。”

“呼吸是每个动物都无偿享有的权利，但尘肺病人这点权利都被剥夺了，有时候想想真不如托生其他动物，最起码不得尘肺。”他曾记录道。

“咳咳……咳咳……”他猛地坐起来，一把接过姐姐递过来的卫生纸，吐出一口浓稠的痰。

每天，瓶子里的药水都要换一次。新换上的药水，像白水一样纯净。一天过去了，瓶子里的水就会发黄，从浅黄到蜡黄，这很大一部分是被肺里排出的脏东西污染。

如果不是2009年底，张海超和妻子去秦皇岛洗过两次肺，瓶子里的水可能还不是如今的颜色。那两次，从张海超的双侧肺脏中，洗出了大量的生产性粉尘，27.12亿个吞噬了粉尘而中毒的巨噬细胞，以及各种导致肺脏纤维化的有害因子。洗过的水，都是黑的。

一天中午，护士来换药水。她费劲地解开绑在瓶子上的白色塑料绳。她换好药水，起身时说：“这绳子我不会系，这可是个技术活儿。”

站在床边的姐姐张海云，捡起地上的白绳，把绳子往床沿上绕了几圈，把剩下的绳头系在瓶子两侧，又使劲儿紧了紧已经打好的结。这段绳子对张海超的意义重大，它要保证瓶子时刻都绑在他的床边，提在他手上。

现在，这个身高还不到一米五的农村妇女，成为张海超唯一能指得上的人。她比张海超大两岁，患有天生的腿病，三级伤残。

张海超被困在这间三人床的病房里。他只能躺在床上，或者提着瓶子去厕所。他不敢走出房门半步，他不能再受半点风寒。

作为一个“自己都管不了”的重症病人，张海超觉得，忙着帮别人，“可以忘了自己，忘记还有死亡这件事”，才能找到生命的存在感。今年初，他为了给一位尘肺病人募款，从广东去北京参加电视节目。接着，他又连夜去上海参加公益节目。几番折腾，回到河南后，他就犯了气胸。

3月最后一天的傍晚，他靠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拨弄着手机。他的那张脸提醒人们，他真的还很年轻，光洁的面庞上没有皱纹。但是，他自然卷的头发白了很多，眼窝深陷。

张海超想活下去。他托媒体的朋友帮忙打听，北京有没有医院可以治他的病。他看到电视里播的补品广告，“不管有没有用”，还是买来每天都喝。

他似乎想屏蔽掉有关死亡的讯息。前几天，他在网上看新闻时，看到有人说“张海超去世”，他气得把笔记本电脑塞进了床底。但是，他用很平静地语气跟人说：“当年和我一起拿到赔偿的四个工友，都已经死了”。

张海超叹着气说：“我现在对生活没有一点希望。我也不是赢家。只要人得了尘肺病，就不要谈未来。”

同无数中国男人一样，张海超曾经的希望是，过上有房有车的生活。两年前，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花6万元买了一辆小排量的汽车，“真的不想人没了，车都还没开上”。

但是，希望就像他的肺一样，生出破口。去年夏天，张海超和妻子协议离婚。他在后来的一条微博上写道：“妻离子散，尘肺病人最终的结局。”

他还有女儿。但他跟7岁女儿走在一起的时候，遇到陡坡，孩子一溜烟儿地跑到坡顶，可是他走了一半，就开始喘气。他真的担心自己跟不上女儿的脚步了。他甚至想到把女儿送给别人收养。

时间可能也来不及等他。眼下的这一刻，张海超只能躺在病床上。他害怕被打扰，也不能多讲话。他多次拒绝媒体采访，不希望自己再次成为焦点，为的是能让肺上的伤口在平静中赶紧愈合。

他只想平静地多活一天。可是，他的胸腔连着的瓶子里，气泡咕咕地冒着，无法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