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接班的集体焦虑

5月22日，在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刘永好宣布不再担任董事长，而由其女儿刘畅和原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总裁陈春花则出任新希望联席董事长。在新一届的七人董事会中，五人属于留任。这样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安排，对于刘永好而言，可谓煞费苦心。

不仅是新希望在筹划企业的接班人，今年似乎成为中国企业接班的高峰期：在4月份史玉柱辞去公司的CEO之后，5月10日，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宣布退休，潇洒表示“明天起生活将是我的全部工作。”5月9日，招商银行的灵魂人物马蔚华也正式宣布离职，在此之前，马蔚华作为招商银行的灵魂人物已经带领招商银行整整走过了14个春秋，并使得招商银行成为中国最为成功的股份制银行之一。

《财富》杂志今年发布的《2013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也显示：入围的50位商界领袖，年龄最大的快70岁，年龄最小的38岁，平均年龄为54岁。54岁的年龄，对于欧美成熟的经济体而言，也许正是一个企业家的黄金期，但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这几乎意味着，在5到10年的时间内，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将陆续告别企业舞台，中国的二代企业家将正式接班，挑起中国企业未来做大做强的重任。

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一直被视为一个国家最为靓丽的经济名片，正因为如此，《财富》500强的每年排名被视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沉浮的风向标。改革开放的30年，既是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30年，也是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崛起的30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转型体制的夹缝中成长起来一大批中国经济界的领军人物。柳传志，张瑞敏，宗庆后，鲁冠球，王建林等以及他们身后的企业，联想，海尔，哇哈哈等，成了中国企业家和中国企业过去30年的代表。可以说，没有这些企业家的努力和奉献，没有他们的冒险和突围，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经济都不可能有今天莫大的成就，这是一批不可复制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烙刻着过去30年中国经济非常复杂的成长历程。而后来全球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一批IT企业家，包括马云、马化腾、张朝阳等，他们所处的大环境相对于之前，要好很多。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代际传承是一个自然规律，在未来5到10年的时间内，如何接好班，选好接班人，是中国企业最重要的话题。相对于欧美等国完善的市场经济，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及良好的企业成长环境，中国企业面临的接班的难题几乎成为一个困局。国有企业的特殊的机制和人才选拨制度决定了，企业的接班人传承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而民营企业如何实现传承，却成了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困惑和难题：其一，众所周知，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是在中国转型期完全靠个人能力打拼起来的，一个企业的成败基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创始人，在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创始人的影响和重要性无处不在，这种“能力经济”决定了，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领袖的个人魅力，从而使得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患有企业家“荷兰病”，对企业带头人具有过多的依赖；其二，过去30年，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决定了，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上，只有一个孩子的企业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而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所最新的一项研究调查则显示，未来10年，80%的家族企业将接班换代，但有82%的“第二代企业家”不愿意接班；其三，中国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然处于幼稚阶段，职业经理人无论在能力和忠诚度方面都备受质疑，再加上中国的观念决定了，企业家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受人尊重，因而有志于献身企业的人才池并不是很饱满；其四，在改革开放中打拼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由于理念、经历以及处事方式等的不同，大多对年轻人并不放心，不愿意放权，有些虽然退居二线，但仍然干预企业的决策。民营企业如何选择接班人，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当然，在过去几年，一些中国成功的企业，在接班人问题上也顺利完成了交接。马云在48岁潇洒交班，令人惋惜，但其敢于离去而不担心“人亡政息”，良好的公司治理使然；联想的柳传志交班杨元庆，期间虽然二次付出，但总体仍然算成功，这和其多年来注意接班人的培养不无关系。刘永好、宗庆后等家族企业都在全力培养自己的女儿接班，而神秘的任正非则宣布家族永远不接班。但总体而言，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是选择家族的人，还是选择职业经理人，这成为第一代企业家的“集体困惑”和焦虑。

当然，马云的潇洒离去并非人人可以学习，但马云潇洒离去背后的启示，却是解开接班人困局的一把钥匙。事实上，不仅仅在中国和东亚，家族企业的传统决定了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和职业经理人的冲突。即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曾经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我们看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德国以及几乎所有的欧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家族主义到经理主义的演变。二战结束之后，东亚的日本大企业的经理主义特征也发育成熟，台湾也完成了向经理主义过渡的趋势。经理主义并不意味着家族企业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完美的结合。事实上，现在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中，三分之一仍然是家族企业，但几乎没有一家完全靠家族掌控。

对于中国的所有企业而言，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成熟以及职业经理人得到认可之前，不妨看看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东南亚大多数企业从家族主义到经理人制度的变迁。正如著名学者福山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所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是否繁荣，取决于是否有大型的持续经营的公众公司，而这有取决于该国的企业，能否打破家族的外壳，联合大众股东，信任并激励经理团队转载企业的管理运作。走出中国企业接班人困境，长治久安之道是主动嫁接职业经理人制度，舍此确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