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政离间婚姻

乐居周刊  刘长杰

3个月前，被朋友拉去参加一场聚会。第一次全体举杯的理由是庆祝那个失败的玛雅预言。几番举杯痛饮，几度群情激奋之后，问起末日安排，一对夫妻牵手作答，“我们俩当天商量好，哪儿也不去，就彼此抱着，一起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有人顺势起哄，“你们在哪儿抱着来，快说……”

4月初，朋友说那对“死也不分开”的夫妻“分开”了。怎么呢？还能怎么，都是房子闹的，两个人现在有3套房，想来想去，避免财产缩水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假离婚。这让人不免感慨，“末日”前没有进行的“清算”，“末日”后倒是来了。

沈阳《国五条细则》规定，对沈阳户籍人口施行全城限购，每户限购两套；惟一住房需过户的，免缴个税，免收营业税。只要小学算术合格，就能算清楚最有利于那对夫妻的逻辑：无论买房还是卖房，无论减税还是避税，两人离婚、分房都是有利可图的事。

沈阳夫妻为房离婚，绝非个案。3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楼市调控”的“国五条”突然发布，为规避“细则”，全国离婚潮随之涌现，各地离婚率飙升。数据统计，仅3月6日一天，北京市离婚数就高达1000余对，南京市离婚数也达到294对，均是平时的两倍；当天，南京市民政部门共开出了1600张单身证明，而在所有证明的用途一栏填写的都是“购房”。

“清明时节雨纷纷，离婚夫妻哭断魂。”为了赶时间离婚，有人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到民政局排队。票贩子们惊讶地发现，在房产交易中心他们竟然也能赚到钱，上海一家房地产交易中心黄牛炒票曾一度高达每张5000元，北京黄牛售卖一张过户号高达2万元，就连郑州也被炒至1000元。

谁也没想到，在2013年姗姗来迟的春天里，有无数粒“离婚”的种子抢先落地，生根发芽。

同爱情一样，房子的有无一直是人们关注一桩婚姻客观成立的基础条件之一。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没有爱情的婚姻可以存在，没有住房的婚姻无法存在。有人非“天当房，地当床”，那也只能叫穷浪漫。浪漫属爱情，现实归婚姻。倘若没有住房，那“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后，送入哪里呢？难道一对新人继续在婚庆的酒席上狂饮，一醉到天明？

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住房一直是最大的路障之一。在广大的农村，直到今天有没有住房都是娶妻生子的必要条件。而在城市，2000年似乎是个分水岭，之前是有住房（分的，租的，自有的）就能结婚，之后是有自有产权住房才行。

一份来自南开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当今房子在婚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已经逐渐成为青年人择偶标准中的重要因素，女大学生更看重住房；同时，房子对于婚后生活影响的可能性也在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当婚姻遇见房子，人们为保全住房利益而对婚姻“使手段”，也就见怪不怪了。

一家网站的编辑质问：为了房子，就真的可以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吗？为了钱什么都肯去做，甚至无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行为，完全是彻底的道德沦丧。

同样是这家网站的统计，在“你支持为买房而离婚吗？”的问卷调查中，有69.27%的人表示支持，而觉得“不齿”的人只有17.85%。看来大多数人都道德沦丧。道德莫非和真理一样，也变成少数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

再进一步，道德沦丧应属主观故意。新政实施一个月以来，离婚潮堪称汹涌澎湃、蔚为壮观，离婚总量同比增长300%。新政与离婚之间显著的因果关系，已经凸显“被动离婚”之实，这意味着，那些一贯正确的道德批评家坐拥的思想神坛，或许从未真正存在过。

让我们无视婚姻和家庭的，既然不是道德，那是房子本身吗？

房子曾经作为家的另一个称谓，让我们觉得温暖；也曾作为婚姻的要件和保障，让“嫁过来的人”觉得安全和被尊重。然而今天，房子让我们开始觉得不安，更为沮丧的是，它还可能成为婚姻的另一个潜在破坏者，它离间情感，毁坏婚姻，甚至动摇我们对婚姻与爱情的信仰。

显然，这又是一个打错板子的逻辑。当年，我们没有房子不结婚，那是因为婚嫁从“入洞房”开始，住房是婚姻的第一道门槛，是婚姻的首要保障——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在住宅市场上，以“结婚用”为目的的“刚需”房开发，为何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今天，我们有了房子却要离婚，这是因为我们想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保卫改善住房的权利不至丧失。

这种“保卫”究竟是道德沦丧，还是天经地义？本刊的这组专题报道显示，没有人“主观故意”无视婚姻和家庭，如果没有越来越犀利的司法解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房离婚”；如果没有越来越严厉的法规出台，房子只会成就美满的婚姻和稳定的家庭，而不是去破坏。“国五条”如此，其他法规同样如此。

在“国五条”之前，2010年11月，最高法院公布了《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规定一方婚前购买的住房，婚后若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房产非夫妻共有，而是归权利人所有；又规定婚后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房产，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并非夫妻共有财产。

《解释》公布后，社会一片哗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司法解释是国家用法律的形式干涉婚后房产归属，并直接导致夫妻相互猜忌，甚至为房反目。事实也果真如此，法律实施后，离婚率立即上升，房产证“添名行动”也成为那一时段的新闻热点。

法规渐次介入婚姻与家庭的现象，存在已久。我们甚至可上溯至改革开放之前，为应对各种各样新出台的法规，夫妻为房离婚、结婚的事时有发生。北京有一对老年人，过去30多年两人为房子折腾四次：为分房“闪婚”，为房改分房“闪离”，为出国提供财产担保复婚，为避税卖房再离婚。房产四度绑架婚姻，老人自称为房为爱活得“步步惊心”。

我国《宪法》明确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这个国家30多年前之所以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就是为了“逐步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然而，政府作为婚姻关系的确认方及社会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却屡屡借法规之手深入其中，进而成为一种导致婚姻关系被利益支配的破坏性力量。

“我们结婚时，就像游轮在码头的告别；过日子了，就像处女航；国五条一公布，就像泰坦尼克号突然发现前面有冰山。”沈阳夫妻的妻子说，离婚后，两个人虽然还睡在一张床上，但感受上忽然少了“相濡以沫”，多了“相忘于江湖”。

婚姻本质上包含着夫妻间财产安排这项内容，为房离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反映了政策的非人性。当“假离婚”变成一种群体性维权共识，政府应当首先检视法规的合理性，而不是反过来倒打一耙，甚至想通过创制新法严惩之而后快。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先生1980年发出的这句警告，今天仍然振聋发聩。“假离婚”的蔓延，直接冲击着社会诚信、契约精神以及家庭伦理，法规制定者当躬身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