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最迫切的改革是减少审批开放市场

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7%，一些人对今年能否“保8”表示担忧。总体而言，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有信心，一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欧洲的问题局限在南欧，二是一季度的低增长可能有季节性的因素。光从国内来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前景也仍然保持乐观，原因有下面几个。第一，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单就经济收敛本身而言就应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62年和1983年达到我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十年两国分别保持9.7%和9%的年均增长率。第二，我国经济的基本面非常好。基础设施一流；教育水平稳步提高，以人均收入为标准，大学入学率比日本提前十年；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将很快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我国是大国，产业从沿海向内陆的转移将让我国维持较长时间的增长。第四，本届政府已经公布了新的改革措施，如城市化、金融体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将进一步释放生产力。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还是相对落后。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而城市化率却只有50%左右，相比国际上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水平，仍然有较大差距。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跟户籍制度有关。中央文件一般不用“城市化”，而用“城镇化”，意味着要避免大城市化。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城市化道路。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走小城镇化的道路，它基本上成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官方说法。

我国在进行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将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冲突。第二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据估算，现在每个农民市民化只需要八万元，但随着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后将会越来越高。第三是住房问题，廉租房不应该都由政府做。如果都由政府来做，结果可能变成立体贫民窟。最好的办法是开发商申请到一块地后，把其中的一部分用做廉租房。第四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有很多地区都在实行土地股份制，只要将这一土地制度固定下来，落实到每一个人，这也是土地资本化的过程。第五是要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交易市场。第六是教育问题。2.4亿进城农民工80%90%的教育水平在初中或以下。到2020-2030年间，他们仍然是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

我认为，即使没有改革，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比较高，但是改革将提高增长的质量。最迫切的改革是减少审批、开放市场。审批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会让我们每一个都很累，而且失去生活的尊严。比如，我上个星期五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办去香港的签注，看着狭小的大厅里蜿蜒等待的队伍，每个人都会感觉尊严的丧失。我早就说过，我们的前置审批是为了防范一个坏蛋进入市场而把所有100只鸡蛋都仔细地检查一遍，这样做真的不值得。

前不久，国资委提出，央企必须承担保增长的重大责任。实际上，整个国有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三分之一，除了央企，地方国企也有贡献，然央企承担保增长的任务，即使央企能做到，贡献也是有限的。国企总数只有1.2万家，但国企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也许我们应该更关注如何发展私人部门，而不是如何缩减国有部门。事实上，国企背后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责问题。国企、特别是金融性国企，是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要改变国企，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政府对经济过度参与问题。

（发表于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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