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警惕富强梦碰碎在民贫民弱上

杨连宁：警惕富强梦碰碎在民贫民弱上

与看似“民富国穷”的西方国家相比，与那些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而不是聚财于政府的现代国家相比，说中国当下“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也不过分——我国已跃居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顺差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与经济规模第二大国了，不能说国不富；可国内人均工资与GNI(人均国民总收入)不但分别排名世界100位之后，而且，平均工资所占人均GDP水平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43%，GNI则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40%，这不能说民不穷。

有人用“国企强则国强”的模式，挑战“民富则国强”的普世法则，显然是有悖史实，有悖常识的强词夺理。民富则国强的，世界上比比皆是，而靠垄断国企富强起来的国家，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为什么民富才能国强？因为任何经济体的财富创造，只能源自企业竞争力和大众“生产消费者”（奎恩语）。企业竞争力不强而国家强大，老百姓贫弱而国家富强的，谁听说过？离开微观细胞的活力，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强盛；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富却民穷的国家能够真正崛起的例外。

世界上所有的富强国家，为什么都是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而不是聚财于政府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富强，只能够建立在企业竞争力强大，大众生产消费能力强大之上。因而，国强只是民富的自然结果，离开民富去追求国强像是拔苗助长。

拔苗助长例子也不是没有，与我国一江之隔的那个朝鲜就是；他们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改版为“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一天也不能生存”的先军政治，实行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兵黩武主义，跟我国当年也差不多。放眼望去，古今中外那些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国家，根基脆弱的泥足巨人国家，都是这类例子。

传统的富国强兵与现代的民富国强其实是两码事儿，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历代富国强兵的文治武功，意味着官府对社会的更严控制、更多赋敛、更多侵权。这种依靠政府扩权、与民争利产生的国家强大，完全建立在“官治、官有、官享”的基础上。而“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国家。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保障、公民富足与公民社会强大的基础上的，国家强大是指国家保障社会安全、保护人民自由创造的功能强大，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与公益服务的功能强大，而不是指国家压制与榨取能力的强大。

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管制经济，叫做“圈养”模式，也不离谱。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官职，就叫做“牧”——牧民如羊，官吏像驱使牛羊那样驱使老百姓，老百姓就得效犬马之劳。“最野蛮的动物是暴君，最温驯的动物是奉承者”（毕阿斯语），假如笼子外的动物足够野蛮的话，笼子内的动物也就足够温驯，不是吗？延续了两千年笼养模式的中国，是不是只剩下了这两种动物？

由此你不难想见，个人没了出息，人民没了创造力，一个靠吏治把人民禁锢起来的国家，一个官本位、权力本位的专制国家，追求富强为什么总也不得其门而入！历代富强梦的碰壁，正碰在这里：禁锢越多，秩序压倒了自由，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就越少。正因为“百代皆行秦政制”，数千年全都奉行这种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关进笼子里，令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功能。

“人的自由度大小，才是一个国家盛衰的关键”（袁伟时语）。温家宝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概括改革开放的结论说，“中国所有这些进步,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如若以此来反观历史的话，富强梦百代未遂的根源，就可以概括为人民不能自由创造，对不对？人民没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反倒被权力关进了笼子，能有多大出息，怎么自由创造？对不对？权力把人民关起来之后，自己在笼子外面恣意妄为，能不催生暴力，能不产生破坏吗？

37年“拼经济”，已使我国经济达到历史上最好的状态。权力集中与资本集中合二而一，在超强投资推动下，国内城镇面貌焕然一新，楼高车多得令人刮目。但“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布坎南语）。陈志武说，现在害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吹中国模式有多么好，让中国人飘飘然不思改进。“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是由于国家权力集中、资本集中，对于社会有“4重赋敛”，这也是个举世无双的中国模式。什么叫4重赋敛？4重，直说是4遍。赋敛，直说是收钱。4重赋敛，是说国家收了社会4遍钱。收税一遍，收费又是一遍；国企强迫交易一遍，土地与房产交易又是一遍。这4重赋敛，全是市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这个模式的制度根基在那里？还在“官治、官有、官享”上——政府用掌控国企的方式转移、占有与收益原全民所有制的公产，以租佃（承包）给农民的方式垄断作为全民公产的土地，以扩展至资源、能源、原材料、交通、金融、保险、通讯、科技、网络、信息、医疗、教育、文化、新闻等全部生存空间的方式垄断民权民生的各个领域，才是这个“4重赋敛”的制度根基。

邓小平临终前最忧虑贫富悬殊：“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是他最不愿见到的景象。“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已经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悬殊这一漫长的道路”（刘亚洲语），贫富悬殊导致维权与维稳的拉锯战刀光剑影，人治与法治的近身肉搏胜败不分，群体性冲突事件此起彼伏，日渐激烈。因而，随着富强梦的触手可及，一个利益严重失衡的景象如今也触手可及，我们会不会功亏一篑呢？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马克思语）。百代未遂的富强梦，总是梦碎在民贫民弱上，我们能不警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