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应向以民间投资为主导转型

在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的进展时，消费与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被认为是重要的指标。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55.5%，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为30.3%。国家统计局据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在内需中间，投资和消费贡献的比例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升。

如果仅从孤点数据看，统计局的看法似乎可以自圆其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一半。但若考虑历史数据，这种“积极的变化”可能会有点牵强。一季度由于春节因素，最终消费原本就高，2009年至2012年一季度的该项数据分别为70.0%、52.0%、60.3%及76.5%，今年的55.5%其实并不突出。

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更容易对类似的论调免疫。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以来，中国十余省份相继公布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超过20万亿元，其中，四川4.3万亿、贵州1.7万亿、浙江未来五年超10万亿、广西1.5万亿……即使是被视为带有转型色彩的新型城镇化，依照此前的风声，也离不开巨额的投资方案。据称，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城镇化规划涉及投资40万亿元，各地区各行各业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从这些看起来有点“离谱”的投资规划中，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摆脱投资倚赖，中国的经济转型，也不会直接体现在消费与投资比重的变化上。以这样的视角——正如包括统计局在内的诸多机构所做的那样，我们无法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作出有效的解读，得出的结论也很容易被证伪，或者推翻。

中国经济难以摆脱投资倚赖，既是一种发展惯性，也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走出政府驱动的模式，地方政府与国企依然是中国市场上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只可能依靠投资拉动——离开投资，地方政府官员与国企领导基本没有激励推进经济发展。甚至于，如果不进行投资，没有“铁公基”、房地产，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了。在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体中，离开投资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摆脱投资倚赖的条件下，中国政府该如何推进经济转型，是一个略带有悖论，但并非无解的问题。投资冲动虽然难以避免，但在投资的主体和质量方面，却可以有所选择——两者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更多围绕民间资本展开，以民间投资为主体，而非像以往那般，仍然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充当投资主体。当中的差别在于，民间资本的投资更加灵活，更讲究回报，盈亏都由企业自身负责；而对于地方政府和国企来说，决策者的激励往往只与当期投资行为有关，至于投资的结果如何，成本能否收回，那是继任者才要考虑的事情。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也是导致中国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低下，折旧率高，总是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

如果能改变这样的投资模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是一种转型，而且可行性更高。同样的投资项目，所不同的是，以往由地方政府或者融资平台直接上了，未来则应变为招商引资，向民间资本开放。地方政府要做的，更多是维护好当地的投资环境，专心当裁判，而非同时身兼运动员。这种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更有可能的方向，也是一系列转型的起点。只有民间经济活跃了，民间的财富逐渐积累，后续的消费型社会才有可能出现。不然的话，仅凭大而空的政府文件，要推动经济转型，只会是缘木求鱼。

当然，向民间投资转型的内涵非常丰富，并不只有投资主体转变这一个方面。事实上，中国政府要想繁荣民营经济，还需要在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换以及国企改革方面作出诸多努力。去年上半年陆续出台的民间经济“新36条”到现在已听不到半点声响，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实现中国经济向以民间投资为主导的方向转型，只会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