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从来就是穷人的朋友而非敌人

私有财产从来就是穷人的朋友而非敌人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要不要“私有化”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争论点。

我要说的是，所谓“私有化”、“私人财产权”问题，是一道分水岭，是我们“再建道统”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能因为那些人“老根儿上”错了，我们也就一直错下去。

我还要说，在众人信奉的“原教旨”那里，对“私有财产”的指控乃是一个“跳跃式”的思维，本身即不无问题。

老友台大社会学教授孙中兴写了一本关于“异化劳动”的书，其中为我们介绍了原手稿作者是如何直截了当的提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一个过程的。

如果我们追随其间的文字脉络，也许就会说，“资本家”（“工人”的对立物）也许可骂，可是由此指斥（整个）“私有财产”，岂不是一个很大的思想“飞跃”？！这一步未免走得太远，而且还是一个“先验”的“推论”，缺乏证明。

手稿作者所见不及之处是，工人，面对资本家，可能还有点谈判地位，到了非“私有财产”的国家、到了“垄断资本”的“新阶级”那里（即“老汉”所谓“社会管制着整个生产”，革命成了“对立的统治力量”），那才惨了，而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所有制形式。

而且，历史上那些工人（世界各国）都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无产者”，而多半是（小）“私有者”，特别是在中国，强调“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亦不知是何根据？所谓“私有财产”对这些小民（包括农村人）有何不好？事实上，在历史上，私有财产从来就是穷人的朋友，而非敌人。

到目前为止，怕是谁也并不真的了解工人（特别是中国的工人）。也许，所谓“无产阶级”（赤贫化）都不过是一个想像，好符合“一切夺取了政权的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上建立“兵营式”的“劳动产业军”的需要（《共产党宣言》语）。

对这些问题，大家可是该彻底想一想了。

我因此想到，现在人们思想上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上的小民，都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穷的连一亩一分地都没有（以农民为例）。所以发议论时，就站在那样一种“赤贫”的立场，而且要“坚持到底”，一路走下去，非到那“一小撮”不止（如农业社时期偏向的“五保户”）。其实，过去乡村里绝大多数人家至少都有一二亩地（参见农口老干部王耕今的口述），或几十亩土地的（现在这似乎已不敢想象），一点土地都没有的（如不能成立家业的雇农），是极少数，可以说只有百分之一二。

这种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今天如果哪位老百姓有了一些存款，可以“炒股”了，或是买了一套房屋，面积稍微大了一点（比如超过一百四十平方米，但并不比他家乡的房子更大），或是开了一间工厂，一个店铺，那可就不得了啦，嘴上不说，内心里早已把他归入“异类”，那个“恨”（张维迎所谓“忌恨”是一切革命的起源），可就大了去了。君不见，对股市的打压，新的拟征房产税，还有劳动合同法，不给个体私营企业贷款，甚至过低的个税起征点和各种高额税费（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2009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位列亚军，现在恐怕已经“夺冠”啦），还有“不搞私有化”的宣言，等等……可以说都是见不得小民手里有一点点钱的结果。

而且，不知有多少政策，都是盯着小民手里的这点钱呢！

其实，它从根本上就错了。错在一些基本认识上（或所谓“常识”上）。

错在以为传统中国遍地都是“赤贫”的认识上。

也错在内心里根深蒂固的看不起普通民众（草民、P民）的认识上。

结果，在意识形态上，虽说站在那个虚妄的百分之九十五一边，事实上，却是站在另一头少数的有钱有势的“国家”或“新阶级”一边。而这一切，都是与中国的“道统”相悖的。

也可以说，凡是打着“革命”的旗号，伪称站在“人民”一边，却反对“私有财产”的，诡异的是，结果都成了反人民（反人类）的反革命，最终，成了人民的奴役者。

过去，乡下人绝大多数还有几亩地，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比如一些农具和手工机械）。土地改革时的材料表明，即使只有一二亩地，“孤儿寡母”都可藉以出租维生。不像集体化土地归公以后变成了“五保户”（据老干部说，其实只有“一保”），而且政策越来越向这方面倾斜，其结果就使农业社已经不再是经济组织，一齐走向贫穷，走向“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一言以蔽之，即是“赖”、“靠”政府）。说是“解放”，社员个人却增加了“依附性”（杜润生语）。在城里（比如北京城），倒霉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房产主（文革以前）。

所以，一点点“私有财产”，不仅是穷人的一个最后的保障，也给他们留下一点尊严。

我在湖北调查时遇到一些基层干部，当年都是非常贫困的人，不是也活了下来，而没有陷入那“三年”一般的惨状（这是不止一个人自己作出的反思，我自己想不到这样的问题）。

各位想想，这个理儿到底该怎么讲？

而且，今天发生最多的“夺地”、“强拆”现象，哪一个不是因为小民手里还有那一点点“土地”和“房屋”——小私有财产呢？

所以我要说：“私有财产从来就是穷人的朋友，而非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