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潜伏的“黑天鹅” 中国经济四大风险

　　从近期看，中国经济至少存在下面四大风险。

　　第一，房地产及其引发的系列风险。我们正处于房地产的调整过程中。火爆多年后，房地产限购等措施使得北京周边的房价，降了大约30%左右。即使这种风险不会导致整体经济的“硬着陆”，房价一旦下跌过快，也会对经济和金融带来巨大冲击。从国际经验来看，因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领域，房地产的崩盘往往都要引起一场经济危机。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的次债危机，再到目前的欧债危机都与房地产崩盘不无关系。要防止我国房地产的泡沫继续扩大，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现在就要让房地产软着陆。认真看一看2012年下跌的所有数据，几乎都与房地产投资的下降，都与房地产的不景气有关。

　　房价如果下跌过快，很多借银行贷款买房的人，就不愿意偿还贷款了，从而“断供”，这会给银行带来问题。另外，这几年地方政府近50%的财政收入靠卖地取得。一旦房地产价格暴跌，地方政府的收入就会降低，这个时候也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第二，企业转型的风险。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劳动力短缺。这两年农民工工资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内地企业正处于日本60年代、港台地区和韩国80年代大转型的时期。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大浪淘沙过程。这几年各个地方也在推动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但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的知识准备好了没有？金融机构对企业转型中所需的大量长期资金有没有灵活的机制给予提供？劳动者能不能适应大跨度的技能变化的要求？各级政府能否快速、准确提供企业、市场、劳动力转型所需的新环境、新政策？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这次转型能否成功。

　　　第三，民间借贷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爆发的民间借贷问题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与利率结构的先天畸形。民间借贷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通过银行渠道融资太困难，另一方面，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狭窄，而且投资回报率太低。这样，有需有求，民间借贷市场自然活跃。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对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限制和对利率的管制。但是，民间借贷一方面非常活跃，另一方面又很不规范，这就放大了风险。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要想吸纳更多的资本，就必须承诺更高的回报率，这样一来，等于加大了融资者的成本。一旦民间借贷的成本远远超出融资者的投资回报率，这种民间借贷模式便要出问题。不但冲击金融体系，更会引发经济社会问题的连锁反应。

　　　第四，地方政府债务。2008年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成立了很多投资公司，即投融资平台。这些投资公司往往以土地为抵押品。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地方政府到2010年已有10.7万亿的债务。这还不包括乡、镇、村一级的债务。有人估算，县以下的债务至少还有上万亿。假如把欧盟比作一个国家，把希腊比作是欧盟的一个省，那么，我国地方债务与希腊债务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规模相似。地方政府债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希腊不相上下。再者是借贷机制相同。希腊之所以敢借这么多债，根本的原因是还债的机制为本届政府借，未来政府还。同样，在如此短的时期里我国地方债的迅速攀升，也与这样的机制有关。最后，贷款银行的败德机制相似。把钱借给希腊的银行专业人员难道算不出来还款有问题吗？大家都知道，在欧元一体化的机制下，如果希腊债务出了问题，欧盟不得不管，否则欧元就要崩溃。中国的银行们同样也是这种心态。地方债务出了问题，中央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管。过去几十年这种现象多次出现，政府多次救市，屡试不爽。

　　当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毕竟还有与希腊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希腊没有独立的货币。希腊使用的货币是欧元，本国不能印货币，而中国能印货币；第二，希腊的债主要用来消费，但中国主要投资基础设施，还是有一定回报的；第三，中国政府手上还有巨额国有资产。在非常严峻的时候可以卖企业，卖资产。因此，虽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很大的风险，但是目前而言这种风险还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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