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制度和演化

1.不理解有结构的系统的产出之归因，就不能理解合作剩余通过反馈实现分配，这个反馈是一个具有学习特征的调整过程，因此，可能任何时点的分配方案都不是绝对正确并具有复制意义的。剩余价值，和剥削完全没有理解系统，反馈，系统的学习特征，这些对于理解合作剩余至关重要的思想。他们的理路是静态分析的、截取的观察片段是相当任意和肤浅的，这种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虽然是完全错误的，它忽略了那些隐而不显的对于合作产出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其误导性极强。早在马克思之前，在文明的开初，就伴随着这种错误的思想，并成为侵蚀人类更大范围合作的力量，近代以来，这种思想成为摧毁性的力量在全世界传播，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因此受害极深。设想处在匪帮阶段的政府，它有节制收费的激励，因为涸泽而渔反倒损害其下一期收费。在一个中长期稳态下，那笔保护费不是对所保护民众的财产权剥夺，是对保护的购买。鉴于竞争才能发现真实成本。因此发现保护的真实价格依赖于一个竞争过程，民众具有退出权，或民众授予保护工作特许——即现代民主制。20世纪初期，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工程师计划经济只是通往奴役。中国似乎生活在这些知识之外，对此茫然不无知。通往奴役之路的一般意义在于，进入群性生活以来，以工程师心态、任何大范围的集中计划组织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不具备秩序形成的信息基础和及激励机制，强行之，则一套替代性安排取而代之，这种替代性安排的典型特征是非人化和制度性强制。这不限于20世纪在前苏联和改革前中国的疯狂试验。以前东欧和亚洲一群倒霉而被愚弄的追随者。文明进程要求基于财产权分立的、以交易为主要方式的联合（企业组织联合固然占据经济生活的主体大，但这种联合是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的）。20世纪的历史决定论和所谓剩余价值经济理论全然没理解文明的实质，而对文明的核心制度疯狂诋毁和攻击，结果居然成功了。1949以来建立的计划经济留给中国人四大遗产：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真理终结、权力恣肆。这四大遗产中，最恐怖、最难对付和疗救的是第二个：道德系统崩溃，全民对全民互害。

2.政治祛魅，是走向开放社会的重要驱动力。是否存在“竞争性经济机会”和“竞争性政治机会”，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正常社会的标准。如果你有才，但是那些机会的大门不为你敞开，你的才能被迫浪费在去打破这扇关闭的大门。
3.如果晚晴已经开启了君主立宪进程，那么所谓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浪漫主义激进派的闹剧。

4.法国革命的教训之一是文人不要弄政治，尤其是浪漫主义文人不要弄政治。
5.在捍卫自由上，人这种动物是愈战愈勇。依定义，人形生物+自由价值=人。书报检查制度，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6.慈善的首要条件是自愿同意。去除了自愿同意的慈善与抢劫无异。
7.整个公共部门流行有一种“行政癌症”：各部门各层级总想鼓捣点什么东西、什么工程出来，否则不显得本部门重要。各种工程落实到基层时，基层人员日常工作节奏停摆，一年四季忙于应付走马灯式的“工程”、“计划”。名为“干事”，实则扰民。

8.北京缓解交通拥堵政策起到了相反的政策效果。原因在于恐慌性采购和对策行为、挤出效应。摇号政策前后，恐慌性采购导致大街小巷停满车辆；对策行为使得限行政策在头几个发挥作用以后走向了反面，今天一家两辆以上车不在少数；挤出效应源自过低的公交票票价挤走了原本靠公交和地铁上下班的上班族。严重怀疑北京车辆限行、摇号购车和公交低票价政策是否达到政策效果。最近两年了，小区附近、马路两旁车辆暴增，极有可能是错误政策的衍生后果。政策的短期和直接后果是控车，但是政府无法抑制对策行为，结果，满大街车辆暴增。北京最近两届政府，城市治理基本失败，惨败。可惜现在没有引咎辞职制度。
9.在那些没有建设公共选择程序，更没有事实上的退出权的地区，匪帮的保护工作价值几何，永远是一个无解的谜。因为在那里，没有计算价格的制度安排。经济学的一般理解：价格乃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事实，匪帮收取的保护费是保护工作的价格，这个价格不存在一个唯一“科学”的正确答案。但是我们仍然以“保护工作的真实价格”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税收。一切社会科学的事实都是一个约定。税收取决于一个公共选择和用脚投票（潜在威胁）共同决定的契约结果。一旦民众没有事实上的退出权（如加拿大魁北克），又事实上无权授予匪帮以保护工作特许，则匪帮的任何对保护叫价（即宏观税负水平）都不是保护的真实价格。鉴于人的一般行为假设，匪帮倾向于为其保护工作出高价，这不奇怪，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达50%以上，而且其中的行政成本在财政支出中高达17%以上。

10.要制度自信，但不要制度自负。一种制度自负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历史上自负的理论建构的特征都允诺一个完美无瑕的乌托邦图景。都是一元论的，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并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答案的掌握着。
11.私人企业，根本不是一己私利的企业。私人企业，实际是为大众福祉的。
12.眼下，把抢劫说成是“征地”，这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曾经，把抢劫说成是救苦救难，这就是中国革命。
13.如果一个制度不好，但是大家都赞成，怎么办？很简单，在群体选择压力下出局。
14.要想人们多使用安全套，最好的办法不是计生办免费发放，而是让交由市场自由买卖，就像买烟酒打火机一样方便。
15.盯住经济增长率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增长只是执行一套规则体系（自发的+建构的+混杂的）的副产品。玩儿牌的局中人不可能事先制定可执行的“赢牌计划”。
16.历史上无一例外，政府的强大意味着文化的衰落，也意味着长期经济增长推动力量的衰落。无一例外，文化的高峰，均出现的在政府相对无力的时期。这是值得玩味的。
17.在涉及到财产权利和自由领域内的问题，多数表决不适用。就像你的小区邻居不能表决瓜分你的财产，不管你多富有。
18.的确存在一种诉诸自我内心调整而得到解脱的，也被说成为“自由”。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因此在公共议题的讨论者，不讨论诉诸个人内心调整而得到解脱的自由。自由，在学术圈内部都有严格定义，虽然定义也有分歧，但共识是有的。自由以别人同等自由为条件，因此排除了所谓“自由放任，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的自由”。自由即免于恣意强制。注意在一个非法治环境下，恣意强制可能是“合法的”。自由的威胁，最常见是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法治，要理解为良法之治。自由本身是目的（试一试感知你眼下受到恣意强制）；自由又具有工具性。除却未来的幻觉，除却历史决定论的幻觉。没有一个整体的未来。当下这一代人的自由本身就是最高价值，就像未来任何一代的自由一样。当下一代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未来理想的工具。
19.为什么说交换创造价值？第一层解释：只有更满意，当事人才开展交换行为；第二层次解释：交换是分工的支持机制，分工提高效率、推动技术进步。通过和平的交换致富，还是直接的抢劫“致富”，这是眼下中国诸多改革困境的本质。特权、行政垄断、征地，一切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的垄断，都是和平与暴力的选择中选择了后者。因此大楼、马路和高铁只是表象，我们距离文明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
20.没有那个国家和民族能摆脱群体选择压力。英语热、留学热、留学低龄化、资本逃离等，在国家间竞争层面看，是一种群体选择现象，竞争的是各国的文化（制度）基因。跨自己崛起，不屑于“照搬”，都是没用的，你事实上总是免不了生活在群体竞争之中。

21.民主是一种基于退出权的检验程序。任何被说成“好”和“正确”的事物不是唱出来的，它只有在不断接受检验下才能成立。因此一个社会总是设置检验程序以对好和正确进行检验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好”和“正确”极有可能是伪装的、强加的。检验的工具就是“退出权”。害怕检验是懦弱的表现。高唱“自信”不如敢于接受检验。
22.剩男剩女市场，如果在既有技术条件下，经过全面的匹配，最后发现还有几对没有结合，但这种不结合是知情条件下自愿的，那么也属于均衡状态。
23.建设一个强政府将是中国的悲剧。分权改革的基本方向不容置疑。把财权和事情尽量下放地方政府。并不是地方政府仁慈廉洁高效，而是，分权自治是大国治理的必要条件。
2013.4.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