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与经济学中的“道”

抗震救灾与经济学中的“道”

(赵晓 陈金保)

如汶川大地震一样，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后，各类抗震救援队、医疗队、民间志愿者，以及帐篷、食品、药品等救援物质迅速从全国各地涌向灾区。甚至一向吵吵闹闹，或各说各话，或恶语相向，习惯纠缠于五毛与公知论战的微博也突然间起步走似的转变为传递灾情、传递关爱、传递正能量的人道平台。地震无情人道有情，此时此刻，我们的心中不再纠结于工资收入，不再专注于企业利润，不再沉迷于金钱，而是牵挂于生命，思念于故土，感动于抗震救灾忙忙碌碌人群中闪现的大爱精神。

在地震的第二天，有家媒体约我写篇稿子，谈谈这次芦山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婉言谢绝了，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次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不会很大。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8400多亿元，占比不到当年全国GDP的3%。而相比之下，这次地震的地域和震级都要小得多，直接经济损失应该不会超过100亿，而我国目前的GDP总量已经超过50万亿，100亿的地震损失影响的顶多是经济增长小数点后的数字。如果再考虑明后年灾后重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仅从纯经济增长的视角看，现在就谈经济损失恐怕真的没有多大意思。第二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总觉得抗震救灾的黄金72小时还未过，这会儿就开始核算地震的经济损失，好像总是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虽然中国经济目前仍属“弱复苏”，H7N9再来个地震，肯定会给今年的经济增长带来扰动和噪音，但历史的经验表明，物质上的失去必将成为过去，而生命的逝去和家园的坍塌才会给我们带来难以抹去的心灵创伤。在这会儿，政府、企业、社会、公民的众志成城才是人性之善和普世大爱。这种大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万众一心，不问出处，不算投入，不求回报，这就是我想说的抗震救灾中的“道”。

讲到抗震救灾中的“道”，笔者觉得更有必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思考一下日常经济建设中的“道”。从经济学上看，这种“道”就是不以物质利益为最高准则，就是在经济建设中也要像在抗震救灾中一样，也能讲求“超功利主义的道德”。

从经济学鼻祖斯密开始的自由经济学派一直奉行个人的“利己主义”，认为“经济人”是利己的，而非利他的，但经济人利己行为的后果却又同时是利他的，因为这种利己行为会促进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教人不偷懒，教人想法设法追求财富最大化。但是，市场经济中“利己也利他”的理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自由经济行为要有制度(法律)的约束和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否则，“利己”也可能会鼓励人们为了经济上的“利己”而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或不择手段地去挣钱，追求高效的好的市场经济便可能被搞成不择手段的坏的市场经济。

其实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既不同于经济学原教旨主义，也不同于经济学左派和新左派的“伦理经济学派”这一条希望之线的出现。比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当代学者罗伯特•巴罗等人的著作。阐述的都是这样一个道理：即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道”的基础之上。

2002年在美国游学时，我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差异？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琢磨了很久，结果我发现，中美两国在科技、金融、城乡差别、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都是量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少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是物质的，是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这些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在“道”引领下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的驱动既靠下半身也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把商业做大，但是做得更文明，有信仰、诚信和道德作为底线，即做商业也必须心中有所敬畏。

2012年，我再来到美国（我有一年的机会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再次感受到随处可见的基督信仰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无以伦比的“保守”价值。但和十年前相比，我也明显感受到美国正在经历信仰与文化的危机，由于大量的移民以及世俗化文化的影响，传统基督教的主流文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对此有全面、深刻的阐述。亨氏曾写过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在《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他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从宏观看是货币发得太多了，从制度层面来看是金融缺乏管制，但从深层次来看，其实是美国的文化与信仰危机——在华尔街，“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不惜烧毁全世界的房子”，那种贪婪的商业文化已经取代了这个国家讲求诚信和公义的“新教文明”。

而我们呢？引用万科董事长王石前几天在绿公司年会上的讲话，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信仰就是钱，国家信仰就是GDP，个人来讲一切就是钱钱钱”。强拆圈地、景区门票涨价、红豆局长，诸如此类都是鲜活的案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和财富进步巨大，人均GDP已超过5400美元，不出意外的话，中国GDP总量在2020年前就有可能超过美国。但我们市场经济仍然存在重大问题，越来越演变成弱肉强食的权贵经济，而在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构建方面则存在着更多的问题。现代市场体系必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可是我们的这些木板显然并不一般长，其中有明显的道德和文化短板。短板的存在必定会阻碍我们把中国经济的这座大厦盖得更高更好。

温总理曾提出“中国人需要比黄金更宝贵的诚信，比大海更宽广的胸怀，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爱自己更多的爱别人的博爱精神”。笔者以为，抗震救灾中固然应该如此，日常经济建设中也应该如此。

中国梦，实在不应该只是金钱梦、国家梦、还应该是文化大国梦，信仰大国梦以及每个个体都可以在机会均等的制度基础上追求物质、精神与幸福生命之道的个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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