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经纬获刑看健力宝产权改革败局

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曾写到约翰·萨特的故事。

约翰·萨特，这个美国西进运动中的英雄，曾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却因为黄金的发现而被贪婪的人们褫夺了全部财富，最后穷困潦倒，孤寂落寞而死。他临死前，一度在美国联邦法院门前申诉，要求归还属于他的公平和正义，却无人理睬。

当听到健力宝前董事长李经纬最新的消息时，我不禁想起了约翰·萨特。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要在中国重演？

根据广东省佛山法院的一审判决，李经纬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私人资产15万元。对于已72岁的李经纬，这样的判决近于致命。这个“15年”放置于此，也可谓莫大讽刺，因为从李经纬1984年创办健力宝，之后15年健力宝都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健力宝和李经纬的故事，我曾经在《大败局2》中做过专门的记述，健力宝的崛起非常传奇，而它的陨落也很令人痛惜。而作为创办人的李经纬，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虽有处事不当之处，但罪不至此，落到今天的地步，让人为之不平。

2002年，李经纬因涉嫌贪污而被“限制居住”在医院中。2006年我到广州采访时，李经纬已躺在医院不见任何外人，我向一位健力宝案的直接当事人询问李经纬的结局，他说，上中下三策，要么走掉，要么死掉，要么受刑，言辞恻然。其后十年来，李经纬对外界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已是凭一己之身扛下了所有的“欲加之罪”，此种姿态，按其个性，殊为不易。我一度认为该案就此不了了之应是上上之结局。

没想到，时隔多年，旧案重提，竟是如此判决，实在让人无语问苍天。从本质上看，李经纬案件是中国在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政商破裂的结果，这并非个案，如华晨的仰融、红塔山的褚时健、科龙的潘宁，都因为此种原因黯然离场。他们的悲剧都是时代的悲剧，最终却要个人承担沉重的责任。

1998年正式开始的“国退民进”运动，旨在通过国有企业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来增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力，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经营者被允许以各种方式购买企业的资产。当时与健力宝一时的知名企业，如联想、海尔、春兰、科龙、TCL等都试图进行产权改革，李经纬所为也是建立在这个大背景下。毕竟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效率，增加收益，并给管理层和员工以回报是其分内之责，他寻求可行的路径，当属无可厚非。

在这个过程中，李经纬没有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利益分配，是他最大的失误。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李经纬产权改革的方案有异议也可理解，毕竟健力宝的发展壮大有赖于当地政府的支持，而且健力宝是当地最大的税收来源，一旦产权改革后，健力宝转变为私人企业，政府的收益将大打折扣。而之后李经纬操之过急，意气用事，导致双方相持不下，最终毁掉了健力宝这家企业。

但是作通盘考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场产权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作为国有企业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使得整个过程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一些国有企业被很轻易地出卖给了个人，另一些产权改革行为却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整个过程泥沙俱下，异常混乱，各种方案也相距甚远，判若云泥，最终沦为一场冰火两重天的纷纭戏剧：有的人弹冠相庆，有的人扼腕叹息，许多创业者惨被清算出局，许多局外人坐收渔人之利——也因此丧失了借产权改革激发企业活力的初衷。这个结果南辕而北撤，令人徒呼奈何。

中国改革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过程，不能希冀一开始就有一幅未来的蓝图，但是对于众多身先士卒的改革者来说，这其中却是要冒颇大的风险。他们有功于国家，有利于时代，实不该落此下场。

我希望那些强大的行政性力量在毁掉一个企业后，能够对企业家网开一面。毕竟，对一位70多岁的功勋企业家，用莫名其妙的罪名宣判，有违法理，有悖人情，只能令企业界心灰意冷。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时代的问题请让时代去判定，对于个人，对于李经纬，请留给他一个应得的、有尊严的晚年。

（原文发表于201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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