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城市化模式及其得失

魏后凯

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归纳为“东亚模式”。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东亚的城市化进程也获得了快速推进。从1950年到2011年，东亚地区城市化率由17.8%迅速提高到55.6%，平均每年提高0.62个百分点，而同期世界城市化率由29.4%提高到52.1%，年均提高幅度仅有0.37个百分点。2010年，东亚有100万以上的大都市113座，其集聚的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44%，而1950年该比重仅有28%。由于发展阶段和条件不同，东亚国家城市化模式和特点也具有较大的差异。

日本：高度集中型城市化

“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工业重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依靠工业化的强力推动，日本迅速迈入了高速城市化的轨道，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城市化。从1947年到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从33.1%上升到75.7%，平均每年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11年，日本城市化率已达到91.3%，在东亚五国中居首位。

由于国土狭窄，人口密集，开发空间有限，日本采取了高度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对少数几个都市圈实行优先集中开发。战后以来，日本的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这三大都市圈国土面积仅占14.4%，但人口和GDP却占全国的50%以上。尤其是首都东京，2011年集聚了372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9.4%。同时，各个都市圈发展自成体系，几乎不存在因工作机会差别导致的人口流动。

这种高度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加快了日本工业化进程，有力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经济过密与过疏问题。一方面，大都市区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紧张、地价高昂、交通拥挤、远距离通勤和生活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在农村和边缘地区，空洞化、高度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新娘短缺”等日益突出，出现了一批老龄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

针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投入巨资加强都市圈交通体系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大规模发展卫星城市，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功能疏散，使都市圈环境、交通等问题明显改善，但经济过密与过疏问题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对交通等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改善了都市圈的交通状况，但也增加了对其他地区的吸纳能力，加剧了都市圈内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使通勤成本和房价不断攀升。

韩国：大城市主导型城市化

与日本相似，韩国也是依靠工业化驱动快速实现城市化的典范。速度快是战后韩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从1965年到1990年，韩国城市化从32.4%迅速提高到73.8%，平均每年提高1.66个百分点。韩国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耗时近90 年才走完的城市化历程。之后，韩国进入高度城市化时期，大城市郊区化加快，并逐步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到2011年，韩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3.2%，高于较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

为了追赶发达国家，韩国政府长期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依托既有城市集中布局工业，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1960年，首尔人口只有157万，1990年则增加到105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4.5%。目前，韩国城市人口的近60%集中在8个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却曾经集中了韩国近一半的人口、近6成的制造业和7成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种以首都圈为核心、大城市主导型的城市化迎合了韩国战后的追赶战略，有利于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但也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地方中心活力不足。有鉴于此，韩国先后编制了四次国土综合规划和二次首都圈整备计划，制定实施了新都市计划和地方都市圈战略，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机构扩散，对缓解首都圈的过度集聚起到了重要作用。

蒙古：畸形的过度城市化

蒙古是一个游牧传统文化的典型内陆国家，矿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自1921年独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蒙古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口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为了摆脱靠天养畜的游牧方式，蒙古确立了定居化、城市化方向，建设了达尔汗、额尔登特、巴嘎诺尔等新兴工业城市，使城市化率由1956年的21.6%迅速提高到1989年的57%，年均提高1.07个百分点。

随着蒙古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人口迁移不再受到限制，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因遇到自然灾难、放弃牧群的牧民，自发迁移到城市谋生，尤其是首都乌兰巴托。2011年，蒙古城市化率达到68.5%。其中，乌兰巴托11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2.3%，占城市人口的62%。

蒙古经济落后，人均国民总收入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严重滞后，城市缺乏产业和设施支撑，大量牧民自发地盲目涌入城市，形成畸形的过度城市化。目前，乌兰巴托失业率持续上升，贫富极度分化，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公共服务不足，接近70%的人口居住在棚户区。

朝鲜：政府控制型城市化

朝鲜的城市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带有典型的政府控制型特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朝鲜长期奉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人口迁移受到限制。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朝鲜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从1950年到1970年，朝鲜的城市化率由31%提高到54.2%，平均每年提高1.16个百分点。

此后，朝鲜的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因苏东剧变的影响和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城市化几乎处于停滞状况。到2011年，朝鲜城市化率为60.3%，比1970年提高6.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仅提高0.15个百分点。目前，朝鲜只有2个大城市，其中平壤284万人，城市人口的77%居住在5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