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胜利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本身，就是鸡和蛋的关系，人们通常简单认为，城镇化进程加快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缺乏经济发展支撑的城镇化最后结果，必然是城镇各处皆是贫民窟。但又是一个常见的谬误。城镇化当然是经济增长的直接结果和直观表现，但另一方面，城镇化本身的集聚效应，通常被人们所忽视掉；数以万计的人群扎堆在一起生活生产，市场扩大引发的效率提升，以及知识思想交流碰撞产生的智慧积累，是城市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是分散居住不可能出现的。但硬币也有两面，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本身就是社会人群大规模分工协作系统的形成，只不过直观表现在地理空间上而已——这也是为何现在讨论城市化的学问都被大学列入经济地理学范畴。这个分工协作体系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崩塌，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和文明状态一下子倒退到野蛮时代。
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是古罗马由于北方蛮族入侵而消逝的历史。历史学家已经告诉我们，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罗马城已经成为地中海文明的核心城市。它之所以如此繁荣，就在于根基于罗马军团的赫赫武功以及民主代议政治体制之上的商贸体系。随着对希腊和埃及领土的征服，罗马的商业才真正呈现起飞之势。大量的贸易通过海运的方式进行，意大利的港口因此变成了商业活动的忙碌场所。运自西西里的谷物，运自希腊、装在双耳罐里的优质酒，以及大量香水、香料和宝石等奢侈品，其最后的目的地均为古罗马的普提欧利港口。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与陆上和海上交通的扩展是同步的。罗马创立的道路系统，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整个帝国境内，都真正是一项伟大事业，支撑着整个陆地城市间的商贸体系。但随着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下的商贸体系被彻底打散，构建了数世纪之久的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体系彻底崩盘，包括罗马在内的欧洲诸多城市一落千丈，都市成为死亡之地，农村逐步取代了城市，因此欧洲文明沉沦了数百年，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到公元1000年，欧洲只有四个人口规模过五万的城市，其中一个是古罗马的最后堡垒——君士坦丁堡，其他三个还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城市！怎一个惨字了得！
所以我们简单看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是直接推动人口流动城镇的第一推动力，人口集聚城镇带来的集聚效应，带来了文明，但根基于大规模分工协作系统上城市文明其实并不稳固，随时因为各种原因而衰败。19世纪全球经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后，生产效率开始拉涨停，此后全球各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中间，第一密切相关的是康迪拉耶夫周期。1926年，前苏联农业经济学家尼古拉·康迪拉耶夫(Nicholai Kondratieff)发表了一套周期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盛衰的长期循环，倾向于重复一种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扩张与紧缩的周期。由于这是一个极长期的循环，经济学界一般称之为“长波理论”或“大波浪理论”。这套长波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盛衰乃是由科技及知识的创新所带动，其周期长达56年，涵盖两代人的时间。这背后的经济涵义是，技术创新从萌芽到大规模普及再到过剩，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一过程就是生产率提升和下降过程，这因此引发投资消费活动的扩张收缩运动。观察自19世纪第一次蒸汽机为代表工业革命至今，确实存在着56年周期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国城市经济规模膨胀和收缩。与城市化进程第二密切相关的，就是库兹涅兹周期，持续八九年之久，这本身是康氏56年周期内一个部分，其背后的经济涵义，在于技术革命引发的固定资产设备更新，存在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引发的波动直接关系到生产率与人均实际收入的提升，而这个提升则是农村人口涌现城市生产生活的直接动力——到城里有钱赚。
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的城镇化进程，开始总不是愉快的。无论是工业化早期的英国，还是19世纪末的美国，以及现在巴西、墨西哥，或者必要的话，也要加上今天的中国，各大城市中都充斥着贫民窟，其居民生活水准之凄惨，足以让未接地气的城市中产阶层和官僚们怵目惊心。学者和媒体们经常因此大呼小叫——贫民窟是城市之毒瘤云云，要加强农村建设等等。其实这完全是无病呻吟，因为跑到城市贫民窟生活的农民们，不是受虐狂，不会没事找抽，非要跑到城市过苦日子。他们之所以来城市讨生活，就在于农村生活水平其实更糟，机会更少，生活环境更恶劣。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由于在美丽海岸线附近星罗棋布，因此格外扎眼，媒体也更喜欢炒作其居民的低劣生活水平和高犯罪率的社会环境，但读者们如果将眼光放在巴西东北部农村，那么结论可能截然不同。一份统计报告显示，1996年，里约热内卢的90%居民，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而在东北部农村，居民中只有30%达到这个标准。
如果将眼光放得更早一些，我们发现19世纪的英国都市情况也是如此，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报告，固然让人知道当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之低，但同时代的英国农村生活其实更凄惨：婴儿死亡率是同时代城市的两倍，缺衣少食、缺医少药司空见惯，呼啸的寒风刮过茅草房的屋顶，瑟瑟发抖的一家人相拥在茅草堆上，家徒四壁能清晰看到四处乱窜的耗子……。与这种极端贫困的农村生活相比，城市贫民窟固然不是天堂，但也算不上地狱，恰恰相反，由于可预期的生活提升空间存在，城市是值得他们为之努力奋斗的地方。
中国更是如此，即使在2013年，中国西部地区吃不饱饭的农村儿童不在少数。以2012年12月贵州毕节县在垃圾箱烧炭取暖中毒死去的六个儿童为例，他们都是一家出来的流浪儿兄弟，舆论在谴责其家长监护责任缺失之后，到其老家调查发现，家徒四壁不说，父母皆出外打工，最大的伯父哪里支撑起如此多侄子儿女的生活供给？每天仅有薄粥一碗，孩子们何以恋家？如不出外谋出路，这些孩子在家迟早也因营养不良瘐毙。这些孩子只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进城的缩影。城市中星罗棋布、满目疮痍的贫民窟看似绝望之所，但实际上是农村穷人的最后出路，甚至是唯一安身立命之处。那些动辄撵农民回农村、消除贫民窟的学者官员，究竟是何心肝？！
《城市的胜利》一书，对于贫民窟的见解更有意思，作者甚至认为，贫民窟是观察一个城市活力的指标：如果没有大批的穷人从四面八方纷涌踏来，这个城市显然是没前途的。说句难听点的话，除非狗不理包子，一般狗不理的东西，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些拼命撵穷人出城的有闲有钱阶层，忘记了一个简单道理：城市经济的繁荣，依赖于各类人等集中扎堆后的集聚效应，一旦外地穷人走光，他们好日子到头了，如果撵不走，他们其实是给自己找一批随时上门扔石头的潜在仇家。一句话，怎么看，排斥外地人进城的家伙们，都是一群二逼脑残。
我们今天再对比伦敦、洛杉矶和里约热内卢以及墨西哥和北京上海，每个城市都有贫民窟，但水平却天差地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美考察，被美国人富裕生活给惊呆了，团长一看，这不行，这不是给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做宣传么？得到贫民窟去，看看下层穷苦人民怎么生活的，但负责接待的中国记者说：千万别！到穷人家参观访问，效果更糟糕，因为美国最低生活人群的住房，都是煤气卫生设施齐全，北京一般干部的家庭住房条件可能都比不了……
这确实是城市的胜利，当时是美国城市经济的胜利，现在呢？中国城市中生活极端困苦的人群，其平均生活水平也比八十年代城市居民好一些，这是中国城市经济胜利。但前面说过了，城市经济而带来的社会庞大社会分工体系，其实非常脆弱，并不理所当然的万古长青。当然，这个问题，以后我有空再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