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哪种革命？保守什么传统？

是埃德蒙.柏克首次嗅出雅各宾主义者的极权主义本质；他揭示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一般特征并预言人类面临的主要政治危险。基于对人类合作秩序复杂性的洞察，柏克倡导人类理性的谦卑和对传统的尊重。今天的人们真正的困境是，在那些以类似法国革命方式建立和维持已久的 “新”社会，如何在柏克保守自由主义意义上重建秩序。——题记

一

柏克崇尚自然秩序，认为好政体和好制度是效法自然的幸运之果，视大自然为智慧之源。柏克心仪的英国宪政体制，正是在管理国家中保持自然的方法，“我们改进了的东西从来不是全新的，我们保留的东西从来也不是过时的。”这是一种相当新近的演化思路——理查德.道金斯称之为“添新补旧”。柏克的思想深刻体察到社会事实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网络特性，他说国家不是一个地域与个人短暂聚集的概念，而是一个在时间上、人数上和空间上延伸的连续性概念，因而这不是一天或一群人的选择结果，而是若然世纪、若干代人慎重选择的结果，是由独特的环境、时机、民情以及只有在长时间内才显露出来的道德习惯、政治习惯和社会习惯造成的结果。国家的本质不是一种物质性事实而是一种道德存在，它的产生和存续直接而充分的原因是“（绵延的时间长河中）人类心灵的决断”，其政体形式决不是可随意走马灯式地改换的。因此不能想象有人怎么能达到那种程度的臆断，竟然将国家视为一张空白纸，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涂写（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总是考虑怎么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现存的种种材料，把一番保留的心情，一张改良的能力接合在一起，反之则属拙劣、危险之举。

柏克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前出版的一本哲学著作《关于我们的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对以后政治哲学思想和政治实践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柏克提出，在我们的崇高体验中存在着某种恐惧因素。恐怖是一切崇高事物的共同本源，而晦暗不明之于恐怖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黑暗能加大我们的畏惧；钦慕之情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力量能使我们的情绪受到感染，因而来自于自然或制度的强力是恐怖的根本渊源。真正的宗教都必须有巨大而健康的恐惧成分，而虚假宗教只有恐吓成分。柏克的这一早期思想应用于其政治实践和政治哲学，他指出一切政府的开端都需要投盖一层面纱。而时间，给长期存在政府的起源投盖以神圣面纱，也给晚期建国活动投盖上某种相同的纱幔，这是谨慎和周全的需要。与此类似，最初的财产权也许是凭借武力取得的，但那是古老的暴力，在开始时可能是错误的事情，经过时间神圣化，成为合法的事情。柏克的务实与保守发挥至此，“不愿被启蒙和净化”，直至碰触到启蒙运动所高扬价值的底线。在一个稳定而正当的秩序里，不可以教唆民众轻视他们与统治者达成的约定。教唆民众轻视信誉、真理和正义，就是毁灭他们。契约中的民众和统治者都要受到约束。公共社会的存续系于一种默示契约，虽然每个个体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自愿的表示，但这是人类事务的一般现实所认定的，源于人类的总体意识。人们以这样的联合获得（不一定直接感知和意识到的）合作收益。不需要明示的自愿选择，人们就涉入某种事实上的义务关系中去了——那些最为重大的道德义务根本不是我们自愿选择的结果。家庭、习惯法、社会规范、货币和语言，都是这类契约性事实。柏克心中的“神奇的创造者”、“上帝”正如斯密心中大写的自然“NATURE”,是他安排了我们的职责和义务。人们的当期理性订立的任何契约都以“先在的责任”为依托，后者是不可以选择的，而前者是可以自愿选择的。正如结婚对象可以自愿选择，而由此引致的家庭责任是不可以自愿选择的。的确，每个人一出生就不可选择地抛入一个先于他而存在的古老秩序、原初约定和诸多社会纽带之中。只有在承认这种背景前提下谈论“自由选择”、“权利”才有意义。

柏克貌似反理性，其实柏克恰恰是健全理性的守护者。柏克痛恨的是理性主义，准确地说哈耶克所谓“唯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18世纪激进革命者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及他们利用科学和理性去解决问题的智慧抱有很大的信心，而柏克则深感我们“赤裸而颤抖的人类本性”离开不了传统提供的支撑，人类易错的理性需要与大自然保持一致的制度来弥补。任何一代人其个体当下的理性是人们谋生和追求福祉“微乎其微的小本钱”，而礼俗、宗教和传统则是“公共银行和资本”。拓展我们的视野，就会发现唯理性主义其实是反理性的。唯理性主义从先验的前提推导出整个观念体系。对此柏克主张，组织社会的原则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之上（柏克说我们是过去祖先的朋友，是我们未来后代的朋友）。作为经验主义者的柏克尖锐地指出，总是盯着抽象方法乃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是懒汉用以逃避辛勤地获取经验的计谋。抽象化是疯狂行径的温床。如果总是用逻辑范畴进行思考，最终就会遗忘人民。柏克反对抽象人权概念，而对真正的人权则予以支持。何谓真正的人权？柏克再一次展现其社会演化和迂回因果思想，“如果公共社会的建立是为了人的利益，那么建立社会带来利益便是人的权利”，而社会、法律乃是一种好利制度和条款。人们不能借口人权而与审慎的美德分庭抗礼，胡作非为，高谈“免于匮乏的权利”、“用药的权利”。法国革命高唱的所谓人权到头来成就了一场劫难。柏克的一句讽刺语常为人们所引述，“法国革命哲学的理论家们对于人类有着深深的爱，而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甚至索性将其忘掉。”疯狂者之所以诉诸暴力，因为他们依据某个原则认为某一阶级成员应当灭绝。抽象化的做法是把具体的人加以分类，然后就抛弃他们是仍然是人类的想法，“让我们把贵族消灭掉”“清算资产阶级”。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人比这种地道的形而上学家的心肠还要冷硬。牺牲一群人，一代人（牺牲今天以实现明天也是冷酷的）以实现某种理想和目标的革命从来是冷酷的反文明。狂热地牺牲以成全明天几乎都是谎言，对此柏克提醒，“今天是明天的过去”。

看来，唯理性主义的危险在于以先验的既定原则去面对经验，而这些原则原本不是经验的结果。柏克信奉自然法，但认为原则只是一般性的指南，检验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背景只能是“合乎道德”、只能是“历史的”。有必要在社会事务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之间做一个区分：在后者，可以进行隔离分析或单一因果关系地分析；而前者，属于哈耶克所谓“复杂现象领域”，变量之间呈现多因多果的关系十分常见，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者截取的观察片段，任何隔离法的单一因果分析都只有得到谬误。关键是，我们的理性甚至很难把握社会事务现象中存在的肯定性的因果关系。因此，彻底的革命经常是一种投机，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在筹划改革制度的过程中，遇到如何选择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寻求指导，那正是汲取人类经验的正确途径。法国大革命的唯理主义者否认理性寓于历史经验中、理性存在于社会网络中，而在单个“伟大的”头脑中寻找理性。柏克不信任没有情感和道德滋养的理性，一如他对脱离经验的理性心存戒心。因此不难理解，柏克甚至对习俗和偏见持有必要的尊重，因为他反对抽象的理性，视礼俗乃是一个国家恒久的智慧。以社会演化理论的视角，传统是文化演化进程中存贮适应工具的仓库。健全的理性是与情感和经验联合在一起的，它尊重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面对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最大的抽象之善立即变成邪恶。抽象的理性、唯理主义不像情感那样根植于具体事物，并受着我们对于所产生的反应的节制。理性动物如果不受到情感和传统、礼俗和道德的约束，就容易变得异常暴戾。

柏克对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理解与当代社会演化理论的演化本体研究非常相似。他认为人从自然状态步入社会和国家，并不是因为便利，相反是因为人的本性只能在世俗社会中才能得以形成和完善。不存在脱离社会的“人”，脱离社会的“人”其实是人形生物。“只有当他被置入那种理性在其中可以得到最佳培育并占据最大优势的环境中时，他才可能是通情达理的。……文化人类的本性。”

柏克把法国革命据以展开的哲学基础称为“法国革命哲学”（“法国新式样的自由”，“人权先生”），其核心特征是抽象原则（“抽象诡辩的迷宫”），而法国革命正是全面接纳抽象原则的政治实践。柏克驳斥了普赖斯（Dr.Price）牧师对1688年革命和《权利宣言》的误解，即所谓“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撤换行为不当的统治者、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抽象权利。相反，柏克指出，英格兰民族在那个时候（指1688年）为了他们自己和千秋万代，极其庄严地否定和放弃了这一权利，“不列颠民族完全相信，那次革命的原则并没有授予他们随意选举国王的权利，或将政府古老的根本性原则置之度外。”王位世袭在英宪中在英国民情中是属于权利中的东西，而不是一个错误；是一种惠益而不是痛苦；是自由的保障而不是奴役的标记；是宪法和各个组成部分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保证。柏克认为与“革命哲学”所要求的抽象权利不同的、植根于传统的权利，是那种“超越理论的实践智慧的原则”，一种实在的、有记载的、世袭的、对所有人都珍贵的东西的权利；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都将自由当作祖先留给我们且会转交给我们后代的遗产，与“先验的权利”毫无关系。柏克对任何根据某种抽象权利原则而企图大规模改变产权的法案和集体行动怀着极大的警惕，贫富差异的存在也不能为自由地从财产大的人手里拿走一份既定财产交给另一个财产较少的人提供理由。那种主张不长期稳定占有财产的学说与实践实际是颠覆教会、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在柏克看来，确定、保障习惯性的权利超越所有其他的权利，是组织国家的主要因素，但它们却是一个个无知、迷信的世纪给予的馈赠，似与法国革命哲学家们宣扬的抽象和先验权利格格不入。

二

政治对人类生活和道德秩序来说是根本的，因为人的本性是社会的，离开“群性”，无“人”可言。与道德一样，政治这门学科不能做隔离和可控试验，它应是成熟和智慧的结果。秉持这样的政治观，埃德蒙.柏克为改革献身政治，他为当时的美洲事业辩护，为宗教宽容辩护，痛斥非洲黑奴贸易，不遗余力地与因果当局在印度殖民地的腐败和蹩脚管理战斗。柏克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为贵族辩护。可是柏克为之辩护的是“自然贵族”而非“世袭贵族”。柏克说，“你们还以为，我试图把权力、权威和荣誉现定于血统、名分和称号所圈起来的小天地之中，你们错了！阁下。除了美德和智慧，不论是实际的或推定的，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作为当政资格。美德和智慧是人间职位和荣耀的天赋通行证。”据此柏克肯定社会秩序中精英的作用，但是这里所指的精英乃是有流动性的真正的精英而不是由血统和名分意义上的“精英”。如果与此背道而驰，如果一个国家中劣等、狭隘的眼光、下贱的职业反倒成了发号施令的资格，“那么让灾难降临这个国家。”出于一贯的审慎，柏克认为不应该使寒微之境通往显赫和权力的道路太容易但也不该有太多障碍，因为珍稀之优点和德性需要经历某种检验。柏克的保守还体现在他明确地为“财产”和“才能”在国家中的代表权辩护。大宗财产是惰性、胆怯、招致嫉恨引发劫掠，容易受到侵犯，因此其所有者必须在议会得到代表。拥有家庭财富及伴随世袭而来的荣誉是财产时代传承的保障。世袭财产和世袭荣誉是共和国这艘轮船的压仓货，赋予贵族以有节制的优越性是自然、公正和明智的。

柏克对传统的态度体现在他对英国宪政的呵护，认为先辈们留下了这样“一部奇妙的宪法和形成宪法的格言、原则宝库”。英宪维护的是一种君主与上下层人民的控制构成的混合政体，自由和王位世袭共存于同一部法之中。然而传统又是常新的，“这部宪法接纳过无数的改进，使原则更好地适应国家环境和人民习俗不断发生的变化。” 在对宪政传统的呵护上，柏克对进犯的国王、傲慢的贵族、轻率的人民对权力边界的逾越都是反对的。

柏克为自由和正义而战斗，认为法国革命是财产权的敌人，因为他们虢夺贵族阶级的财产，接着又把财产送给那些最心狠手辣地攫取钱财的人手中。为了呵护传统，那个承接经验的传统，柏克不惜淡化旧制度的劣迹，这一点与托克维尔与很大差异。但基本方向上，柏克就像20世纪的哈耶克一样，都是与对人类文明有致命伤害的观念战斗。哈耶克甚至专门撰文论述那些伤害文明的观念后成书《科学的反革命》，可见哈耶克和柏克在思想理路上的内在渊源。

三

柏克是最早真正抓住法国大革命（柏克有时讽称“高卢骚乱”）本质的人。他是一个早熟的“法国革命的反对者”。历史上后来也有“早熟的反共者”，“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如法国的米拉波、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如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是一群最早嗅到革命暴政的血腥味并发出警报的人。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召开三级议会，第二天，第三阶级代表单独开会，迈出了走向革命的关键一步。10月，事态发展引起了柏克的警觉。1789年11月，柏克发表了《法国革命反思录》（中文版译名《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恐怖政权的罗伯斯庇尔宣称，革命政府就是要用自由的暴政对抗专制。革命政权摧毁世袭，可自己却更爱世袭。1799年，波拿巴就任第一执政官。专制主义就其本性来说，憎恶任何不以自己一时喜好运用权力的做法，也要消灭在自己的无限力量与人民的彻底无能之间的所有可能。法国革命的本质，是通过剥夺上层阶级腐蚀人民。这一切灾难的开端乃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财产权是有差异的。暴徒们从抢夺教会的财产开始，蔓延至国王、国王的兄弟、贵族的财产，从不动产到货币和动产，最后没有一家普通的店铺还有财产安全。柏克还引用西塞罗来证明，“如果那些拥有资产多年甚至数个世纪的人突然一无所有，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突然拥有了资产，斯巴达人因此引发了如此多有害的矛盾和冲突；贵族被放逐出他们的故乡，于是地球上组织最好的共和国被完全瓦解、被带到混乱之中。”专制者首先要猎获的是富有和显赫者，使他们成为嫉恨的对象、为人们所厌恶，然后予以轻易摧毁，接着而来的是摧毁参与作恶的多数。“我憎恨专制，但我尤其憎恨多数人参与的专制。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

法国大革命以文明的名义打开了对抗文明的魔瓶。此后，革命连绵不绝。比较一下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能不说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本质上有一致的东西。俄国革命假借“科学”之名，一如法国革命假借“理性”之名；俄国革命宣布致力于古往今来的人类理想，一如法国革命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古往今来，反道德、反文明的暴力革命的标签所描述的没有不美好的。

理解保守自由主义柏克，很多人容易解读为柏克反对一切革命。事实不是这样，柏克不是一切革命的敌人。柏克反对的是那种从抽象的、唯理主义的几条简单原则出发的革命，此类革命企图根据新的原则拟定全盘社会方案。柏克赞同依循自然权利和道德原则的革命。美洲人民当初发动独立战争，并不是因为大英帝国议会通过的法案企图增加的征税或实施航海法增加了殖民地人民多少痛苦——其实微乎其微，而是，殖民地人民从中发现了暴政的端倪和不正义的权力之萌芽，这是绝不能容忍和纵容的。激起美国革命的精神正是当初激发所有英格兰人奋起参加革命的那种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之上，英格兰宪法确立了那一伟大的根本原理：所有英格兰臣民未经同意不纳税。美国革命是求自由的革命，是抗拒暴政的革命，因此是一场少有的正义的革命（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商务印书馆，32-32页）。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到了根本无法改良的地步，革命成为最后的手段；如果出现了暴政的端倪和不着广义的权力行使，甚至暴政发展到了极点，令人忍无可忍，人民可以而且理应诉诸自然权利推翻之。一场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一场篡夺还是正义之战，衡量准则是革命是否符合道德原则、符合自然法，毕竟，保卫和享用我们的自然权利，是文明社会最大和终极性的目标。1688年革命和美国革命正是建立在传统和理性之上的，他们索要的是自由，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等则试图焚毁一切，以便在灰烬之上建立崭新的地上天国。

柏克显然对身临其境的启蒙运动有深刻的反思，就此而言，20世纪的以赛亚.柏林继承了柏克的衣钵。要看透法国大革命，就必须回溯到启蒙运动几个致命理念。1.人本身具有天赋权利（柏克视抽象人权为文明的敌人）；2.所有人平等（有些情形下等同于抢劫）；3.人的理性足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4.由于没有哪个人希望邪恶，所以只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们就会依照实行，理性之君被推上王位；5.通过思想人们可以找到真理，通过真理指导行动，人们消除数世纪以来的贪婪和祸患造成的后果；6.利用正义的法律，人们可以从头开始，另起炉灶。一脉相承，柏林则简化为启蒙运动三命题：一个真正的问题一定存在唯一答案；通过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找到答案，也是找到答案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正确的答案之间是兼容的（以赛亚.柏林，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出版社，28页）。果真如此？事实是，20世纪的人类用血的教训和旷世灾难证伪了上述命题。

回过头来比较一下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来看此类革命的本质。俄国革命自称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本质上与法国革命一样，都是“理性与经验分离，成为道德的敌人”。俄国革命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与西方传统道德的、社会的、宗教的文明相抗衡，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使用的旗号是“无产者”。柏克发现，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发动的其实是一场对抗文明的战争，“它是一场欧洲古代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热烈荣护者对抗一帮打算将其全部换掉的狂热而野心勃勃的无神论者的战争。反文明的革命者都排斥宗教。雅各宾主义者排斥宗教，俄国革命者排斥宗教。为什么？柏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独裁者们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的。他们知道，谁位畏惧上帝，谁就对别的东西无所畏惧。于是，他们就把那种唯一能产生真正勇气的畏惧从头脑中斩草除根。”极权政权严禁人民为自己颁布信仰，为自己颁布信仰者，杀无赦。雅各宾主义者和斯大林共产主义者都是极权主义，他不同于过去时代中出现过的一般的专制主义，因为他插足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生活泛政治化，每个问题都有政治性的一面，每个人都扮演一个政治角色。没有任何其他关切有更大优先性，因为包揽一切的政治信仰体系具有超越一切的优先性，“个性旁落在外，国家是一切的一切，为达到它专有的目标，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极权主义不是发端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20世纪现象，据柏克的考察，雅各宾主义的政府管得太多，它的手伸向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甚至干预到了家庭。“从革命那天起，法兰西就成了一切政权中最彻底、最专断、最有效的政权。迄今为止，在地球上绝无仅有。”

至少从1789年以来，柏克告诉我们一条基本经验，铲除一切、重建一切的任何企图，无论以何种名义出现，都不是通往更高的文明而是对文明根基的毁坏。

参考文献：（埃德蒙.柏克著.蒋庆、王瑞昌、王天成译.自由与传统，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