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玮要有历史感

历史之于社会科学，如同空气、水之于生物。历史是对社会演变过程的记录，是社会科学推演的必备材料。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历朝历代都根据自己的偏好去裁剪历史，任何历史都是被修饰的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是，历史的真相又是可以被发掘的，在于历史演变有非常强的方向性与同构性。就像受制于万有引力，水总是会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黄仁宇说，历史能够被宏观，而不能被微观。

国学大师钱穆向来不赞成考证的史学。道理很简单，历史是不断被叙述的历史，细节经过无数人的修饰，已经到了真假莫辩的程度，考证有何意义？钱穆又指出，有清一代多考证性历史而无思想性历史，在于满汉之防过于严苛。

一、             耶和华与耶稣

耶和华与耶稣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人物？历来有争论。如果我们了解历史记述中的修辞特点，这个争论是不必要的。《红楼梦》中有“晴雯是黛玉的影子”，《古兰经》中有“穆罕默德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之说。

按笔者的理解，摩西是耶和华的影子，彼得、保罗是耶稣的影子。换一种说法会更清晰，是摩西建构了耶和华神话，是彼得、保罗建构了耶稣神话。《旧约》和《新约》分别反映了其构建过程，经历代修饰，其可信者，是框架、伦理、历史逻辑，其不可信者，是具体的事迹。

这样，耶和华与耶稣这两个重要人物就可以被还原。耶和华是闪米特人的一个远古民族英雄，类似于中国的黄帝与炎帝（很可能不是具体的人物，而是一个部落，远古的人没有姓名，以部落为名，而部落以地方为名），事迹远不可考。

公元前十三世纪，一支散落埃及的闪米特人，在法老的统治下沦为“贱民”，繁重奴役不堪忍受。摩西来到这些人中间，传布源于祖先崇拜（宗教发展经过，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到一神崇拜）的一神教，并带领他们出埃及，最后在摩西继承者约书亚的率领下在迦南之地建立以色列国。

《旧约》可以说是古代犹太民族的仇杀史，时间涵盖从立国到灭国。同时，《旧约》也是摩西建立犹太教的历史。

建立犹太教是古代以色列立国的关键，某种程度上，摩西就是耶和华。首先，摩西通过建立一神教，确立民族利益至上，为了民族生存，必须对其他民族开战；其次，通过《十戒》建立摩西立法，《摩西法典》更是被装在“约柜”里达数百年；最后，建立了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体制。

出埃及以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中转悠了四十年，逡巡不进。摩西去世以后，在后继者约书亚带领下，犹太人势如破竹，占领迦南。这四十年里，摩西做了什么，《旧约》语焉不详。笔者推测，摩西是通过反复清洗来达到信仰的纯洁性，纯洁性的关键是从娃娃抓起。

不管怎么说，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在古罗马时代还是被灭国了。因为经商的缘故，犹太人散落于各罗马行省。此时，《旧约》的信仰出现了分化，大部分犹太人仍然笃信，但也有一些思想者试图去改良之，耶稣就是最著名的一位。

很可能，在耶稣看来《旧约》这种革命性的宗教，已经无法适应罗马化的“全球主义”。过度强烈的民族性，以及早期商业的掠夺性，使犹太民族饱尝被迫害的苦难。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于是，耶稣想到了爱、宽容、和解，也就是“去革命化”。

《旧约》的本质是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戒律，以及杀戮；《新约》则是爱、宽容，以及和解。虽然《旧约》与《新约》都是宗教，但《旧约》是革命性宗教，是民族的；《新约》是建设性宗教，是世界的。

在摩西时代，虽然出现了截然的“非摩”与“崇摩”的争执，但后世则是通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边缘化摩西。将圣父崇拜转换为圣子崇拜，核心是通过“圣子”崇拜重建道德，即“圣灵”。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始于基督。笔者以为，不是因为基督这个神，也不是因为基督这个人，而是因为基督的伦理观。

二、             古代与现代

社会学者经常用“东方”与“西方”这两个语义而不加界定。但却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其转换为“古代东方”与“现代西方”。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语义上的主要区别不是“东方”与“西方”，而是“古代”与“现代”。

张维为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战乱的频度远远低于西方。这是一个事实。金观涛曾经用“超稳定结构”在分析这种现象。我们知道，在乾隆以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例长期维持在20%以上，人口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农业时代的人均产出几乎是不变的，人口多则经济总量大。但如果从中引出“中国模式”具有超越于“美国模式”的巨大优越性结论，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是工业时代，不是农业时代；是现代，不是古代。

“次贷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而中国经济增长却仍然维持了10%的增长。一些作者就此撰文，“美国完了，而中国将不可阻挡地崛起”。说的客气点，缺乏历史感；刻薄点，“夏虫不可语冰”。

数千年来，中国长期存在一种“媚上情节”，这是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媚上”让帝王欢喜，却是致命毒药。历史上，多少次“动地鼙鼓”，又有哪个帝王不以为是庆典的爆竹声呢？

固然，美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快速增长，但也绝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找到了维持快速增长的万能钥匙。美国增长乏力是因为其进入工业化已经两百多年了，而中国之所以增长强劲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化只有四十多年（建国初十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好比看到小朋友年年都在长个子，而姚明却不会再长，就因此预言，人人都能长成姚明这样的大个子，不是太荒谬了吗？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是取决于我们于美国的身高相差多么大，而是取决于中国能不能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契合。

威廉·伯恩斯坦在考察了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以及其他可类比性国家的经济发展后，提出经济发展有四要素：私有产权、科学理性、资本制度、通讯与交通。笔者并不赞成其过于技术化的观点，但仍然肯定其视角。在笔者看来，工业时代是现代化的后果，而不是其起点。

大致上，在古希腊，确切地说是雅典，商业（确切地说是国际贸易）获得了独立性。公元前574年，梭伦改革建立了符合商业发展的一系列制度，最初是法制，曰《梭伦法典》，后由伯里克利完善了民主制度，开启了希腊的黄金时代。公元前454年，罗马向希腊取经制定了《罗马法》。

一世纪，耶稣的两个信徒，彼得与保罗先后来到罗马，耶稣的道德伦理迅速与具有斯多噶“禁欲主义”伦理精神的手工业者（也就是工人阶级）迅速结合，造成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大流行。以后，又逐步获得了超越于君权的神圣力量。

十六世纪初，在君权的支持下，路德新教、加尔文新教摆脱教皇的统摄。同时，新教对于早期基督教伦理的回归，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加尔文新教在日内瓦这个商业城市发端，伦理约束净化了商业，使其回归到合理性商业，并赋予了手工业者、商人以政治权力，也就是赋予了平民政治权力。

伦理基础的建立，民主、法制的完善，以及对于平民权利、权力的保障，促进了商业革命、金融革命、工业革命，完成了西方的现代化。

在笔者看来，人类社会现代性的演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或曰说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去神化”，使之回归伦理；二、权力的世俗化，“去神化”，使之回归民权。

正如，周有光所指出的，社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当然，民主并不就是平民立即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法制也并不就是立即宪政。这个过程在西方的演化非常漫长。古罗马时代，法制首先是保护平民权利，而不是制约贵族。英国时代，从“光荣革命”到人人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力，也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但宪政民主却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必由途径。这个过程有多长取决于许多方面，既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的需要，这个过程并不必然导致混乱，却必然考验每个国人的历史智慧。

笔者不揣冒昧，谨作此文，以为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