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成了茅台的厂刊

《人民文学》，作为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早创刊的一本文学刊物，在中国的文学界一直享有至尊地位，被尊奉为“国刊”。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文学》因为刊登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洛阳纸贵，由于当时纸张供应跟不上，这本刊物面对浩荡的订户，曾经像今日房地产市场上实施的限购政策一样，推行过“限订”措施。现在，对《人民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门分支，就我有限的所见，至少已有两本厚实的专著面世，第三本也在出版流程之中，这是国内其他任何一本文学刊物所不能及的。

但是，《人民文学》的这份荣誉，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所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经济是计划经济，文学也是“计划文学”，国家级的文学刊物有至尊无上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计划文学”所构建起来的文学秩序不复存在，《人民文学》的“国刊”地位很快瓦解，它同国内任何一本文学刊物一样，也面临着读者迅速减少的困境，据说，政府对其财政拨款不断减少，如今已彻底取消，《人民文学》必须自己在市场上打拼出一片天地，这对那些习惯于在书斋里舞文弄墨的文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现在，《人民文学》像我们见到的很多报刊一样，在编委会之外再成立了一个理事会，其实就是打造一些毫无意义的职位来换取企业的赞助。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要大得多，《人民文学》在这方面的能量还是胜过了其他一些刊物，曾经的“国刊”荣誉使它与现在牛气冲天的“国酒”茅台建立了联姻关系，“国刊”的主编施战军和“国酒”的董事长袁仁国联袂担任了理事长。于是，“国酒”茅台的连台好戏便借着“国刊”《人民文学》的场子年复一年地演出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一期《人民文学》的封二，已经成为茅台的领地，灰暗的画面上，放着一个粗糙的酒瓶，那一定是传说中曾经拍到100多万元的茅台了，不知道它如今藏在哪位冤大头手里。当然，茅台在《人民文学》这样一本“国刊”上做广告，总要显出一点文化味儿，于是在一个杌凳上，还随意地放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很厚重的书，其书瘠上印着的是“白话易经”，一本文学杂志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扯起了八卦的旗帜，让打开它的读者先接受一番这方面的熏陶。

自然，这种硬性的广告，还不能让茅台深入到《人民文学》的读者之心。在这方面，已经扩版的《人民文学》杂志可以调动充分的资源为自己理事会的理事长提供服务，让文字披上“文学”的外衣粉墨登场，是这家文学刊物最擅长的做派。在今年第1期上，《人民文学》刊出一组题为《茅台行记》的文章，被冠以“散文”之名，开始了对茅台的讴歌。打头的是曾经著名的朦胧诗人舒婷，但这次她一点也不朦胧，题目就是《酒乡朝圣》，一个诗人放下了她的矜持，开始了对物欲的朝圣之路，她像一个领导干部一样在茅台高管的陪同下深入到了茅台的车间。另有一位名叫邵丽的小说家，在其文中写道：“这次接到《人民文学》的活动邀请，只听到‘茅台行’三个字，一秒钟之内就抢着答复，我要去！”好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啊，作家应有的尊严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就这样粉碎了。

讴歌茅台，对于《人民文学》来说是一篇“大文章”，第1期上的这一组《茅台行记》算得是“凤头”，而刚刚上市的今年第12期上刊出的一篇《大道》，就算得上这篇“大文章”的“豹尾”了。这篇长文被《人民文学》冠以“报告文学”的美名，全方位地“报告”了茅台董事长（当然也是刊物的理事长）袁仁国的市场开拓之路。文章气势磅礴，从上世纪末诺查丹玛斯的“世界末日”预言写起，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相约九八”的歌声中，一个茅台的救星出现了。袁仁国以市场营销为龙头，在全国各地布点，扭转了茅台市场萎缩的困境，从那个“世界末日”中成功地走了出来。

但是，这篇轰轰烈烈的“报告文学”却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茅台的市场营销，它的对象是谁？这几年，茅台酒的价格越来越贵，已经远离了普通百姓的餐桌，成了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专利品，而其中的公款消费则占了大头。2011年4月，网上曝出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用公款购买大量茅台，晒出的一张发票就有近82万元茅台酒的财务往来。虽然事件最后受到了处理，其总经理被撤职，但茅台对于“三公消费”的推进由此也可见一斑。当袁仁国和他的市场营销人员拿着茅台酒敲开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大门的时候，茅台所收到的滚滚财源，其实都是百姓缴纳的税赋。茅台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市场吗？

报告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体裁，在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高潮中，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品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令人怀念。报告文学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问题，它的批判锋芒对于疗救社会创伤所发挥的功能，是虚构的小说所不及的。但是， 随着世风的转变，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渐渐丧失，它转而成了歌功颂德的一种工具，在充满阿谀之气的文人的操弄下，它的真实性也大可怀疑。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已经式微，作品日见稀少。《大道》只是《人民文学》在今年全年刊出的唯一的“报告文学”，但却是这样一篇与真正的报告文学应该具有的功能南辕北辙的作品，这未免令读者心寒。

文学刊物与企业联姻，是中国文学界最近十几年出现的追求，据说这样可以将刊物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文学这只鸟却因为被绑上了金子做的翅膀，已经匍匐在财主的脚下，再也飞不高了。《人民文学》与茅台联姻，本可以借助茅台的帮助免除刊物运转的财务压力，但它事实上却办成了茅台的厂刊，成为一本替茅台摇旗呐喊的刊物。从《大道》这篇“报告文学”中我们得知，茅台董事长袁仁国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这本是件好事，他的这种爱好使他愿意资助文学刊物，但是他却没有克制这种爱好，而是把这种爱好发展成了凌驾于文学刊物之上，这实在是对缪斯女神的亵渎啊。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另外一件发生在袁仁国身上的事，他在最近被网民搜出居然有一张《消费日报》的记者证，《消费日报》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但我们都知道，它之所以愿意违反规定给不在报社编制之内的袁仁国发出记者证，无非是用来交换茅台的广告资助。在新闻出版署的干预下，这张记者证已被收回，《消费日报》也受到了处罚。看到这条消息，我就想到，幸亏国家还没有给作家颁发作家证，否则，以袁仁国的这种爱好，《人民文学》一定会给他颁发这样一个作家证，而袁仁国也就俨然成为一位作家了。呵呵。

（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