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难不能改？

     2月28日，中央宣传部《时事报告》杂志邀请洪涛教授与国家发改委、中国社科院、国家人社部苏海南三位嘉宾，座谈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难在哪里

国务院前不久批转了三部委《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调整，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之难不言而喻。收入分配改革到底难在哪里？如何破解这些难题？

主持人：《时事报告》副主编  赵鸿文  

嘉  宾：

    苏海南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洪  涛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常兴华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难在受基本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制约，改革具有复杂性、艰巨性

主持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么看这个背景下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

张车伟：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

首先，复杂性跟我们国家的经济成分构成有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成比较单一，比如西方国家几乎都是私有制，公有经济很少，不是很复杂。中国的经济成分是世界上类型最多的，既有公有制经济，又有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中又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中又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此外还有股份制、合作制等，经济成分非常多。这就造成了收入分配问题往往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单纯，像西方国家，通过税收，通过再分配调整就可以了，我们没这么简单。

其次，复杂性跟造成分配问题的原因有关。一是市场本身的原因。市场机制是能者多劳，多劳多得，马太效应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让有能力的人得到越来越多的收入，有钱的人得到越来越多的收入，市场机制本身就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二是制度规则不健全不完善。比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造成了基本格局的分配不公平，造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国有企业收益属于全民，但真正交给国家财政的很少。有的高管想给自己加工资就加。还有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因为在这个企业，就比在其他企业员工的收入高，哪怕贡献很小。比如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国有企业在上市过程中，形成了暴富群体，这是通过不正当、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得到的巨大财富。这有什么道理？其实老百姓不是仇富，是仇你的财富来路不正、来路不明。分配不公的问题有些是看不见的，不好监管，所以造成了改革艰难。

苏海南：收入分配只是整个社会生产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生产水平决定分配水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如果生产方式有问题，生产水平低下，生产关系有问题，必然会在分配方式、分配水平、分配关系上反映出来。之所以出现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规范这些问题，与很多不合理的规则、制度、办法有关，而这些不合理又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的弊病有关，给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入推进带来阻力。这可以看作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洪涛：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过去是粗放型经营，有的行业和企业追求规模，营业额很高，收入也很高。现在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刻意追求规模和速度，相对来说，按产出定效益的话，收入就会低了。还有，一些企业在结构性调整中要关门，员工要失业。盈利企业效益会很好，亏损企业收入就很差，甚至达不到基本收入。这就增加了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

张车伟：现阶段，还出现了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这个阶段劳动力过剩，供大于求，造成了工资水平尤其是普通职工的工资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水平。这是市场本身造成的，不是人为想改变就能改变的。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资水平相对低的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度过这个阶段。

主持人：如何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克难攻坚，让改革深入进行？

洪涛：收入分配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靠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把“蛋糕”做大。目前，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好基础。一是制度基础。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化，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其他方面的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二是理论和现实基础。改革的理论问题经过探讨，越来越清晰。34年的改革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三是科技基础。收入分配有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科技手段，这方面我们也具备了条件，交易技术、支付技术、物配技术、以及监督技术也日臻完善，可以对不法洗钱收入进行控制。

常兴华：从长期来看，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是使政府、企业、居民3者的分配合理化。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收入比重都较大，企业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比较适中，而在再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份额都较低。未来要让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扩大，同时适当压缩企业和政府的收入。而政府收入也要改，要把非预算收入规范化，还要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如果不匹配的话，地方大量的民生任务很难完成。

难在利益关系调整受阻碍，改革共识难以形成

主持人：收入分配改革实质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再构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怎么看利益关系调整之难？

常兴华：难在利益的刚性上。现有分配结构下，利益的博弈有时体现出零和的特征，此消彼长，一个群体的利益涨了，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就减少了，比如工人多得就意味着企业少得。每一个群体都希望利益更高一些，一旦利益进入到比较固定的轨道以后，只会刚性地往上走，通过削峰填谷把利益拿下来会很难，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改革又很难同时让所有群体收益都增加，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为改革增添了难度。

苏海南：既得利益特别是垄断行业的行业利益问题突出，是改革难以突破的深层次原因。现在利益关系调整跟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就是打破大锅饭，大家都没钱，让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从利益上说大家都不受损，没有人反对。现在情况变了，可能明明是正确的看法，不同利益群体因所处位置、层次、掌握的资源不一样，可能大家就有不同的看法。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存在天然的抵触，甚至是抗拒。这就让改革难以形成共识，实现标本兼治就非常困难。

主持人：那么怎么对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进行调整，以破除对改革的阻碍？

苏海南：首先理念上要作出判断，哪些行业是带垄断性质的，是暴利的，是获得非劳动收入，或者是非市场机制带来的高收益。其次，高层要下决心，如果社会主流价值判断这些行业的收入是不合理的，就要下决心调节过高收入。再次，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最后，抓落实。比如说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工资水平双重调控，一定要落实。当然，还应该扩大视野，不仅仅是垄断，还有城乡收入分配、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的双轨制、体制内和体制外、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等不合理的制度带来的收入不公平，都要打破，关系都要理顺。改革的原则是：尽心而为、量力而行，增量改革为主、存量调整为辅，分步骤、渐进式的调整过程，加上前面说的理念、决心、制度、落实等方面都到位了，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张车伟：要优先解决分配不公平的问题。目前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有关。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改革那些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机制，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环境。改革急需将那些属于全民的资产和其在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资本收益，通过完善的机制让全体国民公平地分享，而不仅限于在个别企业或行业内部循环，以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难在低收入群体收入如何持续较快增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缩小

主持人：如果说利益调整难，主要是“控高”，也就是如何调节垄断行业高收入等方面，那么“提低”是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难点？

苏海南：从数量上说，目前我国的低收入群体人数还不少，其中主要包括4类人：一是农民，二是城乡贫困居民，三是企业退休职工，四是企业特别是民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一线职工。我国农民还有七八亿人，让农民较快增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宣布把贫困救助线从1300元提高到2300元，原来只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一下子变成了1亿多的贫困人口，虽然数量变大了，但我们就要真正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做这件事。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也需要不断地提高。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本身做的蛋糕就小，加上生产经营环境也不好，比如税负偏重、融资难或者成本高，使得它的生产附加值很低，导致它确实没有太多的钱给职工加工资。再加上再分配环节的不完善，无疑增加了低收入群体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难度。

洪涛：在整个利益主体当中，农民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这些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从2002年的2475.6元上升到2012年的7019元，但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很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仍在3倍以上，消费的差距更大，在6倍以上。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仍然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重点，今后粮食是否实现“十连贯”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让农民的收入能够持续较快增长。在农民增收的问题上有个共识，就是减少农民，但这在短期内很难迅速见效。这也是《意见》把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单列一部分的重要原因，其他群体都没有这样单列一部分来讲。

主持人：怎样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苏海南：首先还是要靠更好地发展经济，为低端劳动者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为社会积累更多的财富。其次要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把居民收入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具体化，让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合理较快增长，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最后要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加强对困难群体的救助和帮扶。

张车伟：要发挥好再分配调节收入的作用。一是税收。现在的税收70%~80%是间接税，直接有收入分配功能的税收就是个人所得税，却几乎沦为工薪税，只占到税收收入的不到7%。今后的改革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二是财政支出。要改变投资太大的状况，多用于民生支出。三是社会保障。在发达国家，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人获得的社会保障差别很小，我们要逐步消除社会保障资源投入和待遇水平在城乡、行业、社群之间的差别。四是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目前至少应该实现同城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洪涛：从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来看，关键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一是加大补贴力度。加大粮食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农机补贴等，让种地的农民从中获益。二是落实《意见》提出的政策措施。包括改革农村土地征地制度，保证农民获得合法收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三是使农产品的产供销形成一个利益链条，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形成供应链。如果能形成一个利益链条，会通过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相关利益问题，农民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进出口风险等就可能会被化解。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离不开政府，但不能光靠政府，还要靠市场经济规律解决一些问题。

难在这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改革，不能只改收入

    主持人：除了上面的因素外，收入分配改革之难，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洪涛：判断收入差距大小的标准不好确定。过去计划经济搞平均主义，现在收入差距大了，要调整，但调到什么程度合适？标准在哪里？很难确定。收入分配的高和低是客观存在的，也需要把劳动等要素差距通过工资价格反映出来。既要保持相应的差距，调动积极性，增强社会的活力，又要相对来讲是公平的，这就比较难。

常兴华：影响收入的因素非常多。从大的方面来看，收入水平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经济发展好了，人们的收入增长会快些。从个体来说，他的收入还取决于政府的调节，税收制度是否合理，再分配的作用是不是发挥好了，如果不合理，作用发挥不好，就起不到好的效果，就是该给的没给，不该给的给他了。涉及到农民方面就更复杂了，种地收入还取决于天气、市场等因素，丰产不一定增收。影响收入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也决定这项改革不容易。

对收入性质的界定也很难。一项收入，到底是合理的，还是合法的，还是合理不合法的？很难界定。许多文件都提打击非法收入，实际上打击非法收入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吗？犯罪是司法的问题，不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了。非法的和合法的还好界定，灰色收入就很难办，规则和制度没有做相应的界定，改革起来就很难。

苏海南：收入分配本身就是个全局性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如果想让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合理，那就不只是要解决一个分配问题，还要顾及其他一些相关制度和政策。比如户籍制度，虽然和收入分配不直接相关，但对收入分配的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改革要想取得预期效果，就需要在收入分配领域之外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显然比单项改革艰难得多。

主持人：怎样形成合力，把改革深入推进下去？

张车伟：总体看，《意见》提出的改革思路是明确的。下一步，还需要出台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还要与其他相关改革衔接，比如与国有企业、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等相关重点领域改革有机结合，协同推进。各地也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措施，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常兴华：收入分配改革和其他改革不一样，它是一个既古老又永恒的话题。在原始社会，把果子从树上打下来以后，就面临谁吃两个，谁吃一个的问题。收入分配合理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甚至是一个自然而然演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是靠一个《意见》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的。对这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所以，社会各个群体都要有个合理预期，在共识基础上去做事，往往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