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是两会最大的诚意

 

罗天昊两会十大提议之十（终结篇）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  著有《大国诸城》

 

 

     人在岭南，欣闻大雪中的北京，不日将彻底告别寒冷。春天来临，人间无限希望。

 

     两会已经落幕，几大班子都对民众做出了种种承诺，朝野之间均大受鼓舞。为今之计，中国最需要达成上下共识，提振万民士气，构建全民对话，为此，罗天昊特提议大赦天下，尤其是首先赦免因言获罪的仁人志士。

    

      近来，关于实行大赦的论调，风行天下，张维迎，茅于轼，吴思等谋国之士，以及何家弘等体制内人士，甚至一些法官，均提议中央政府实行大赦，甚至一些人将其上升到一个高度，称“大赦是改革必由之路”。

 

      大赦确实是未来改革的一大重点，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重点，是新的政治气象的重要方向标。

 

但是，当下流行的“大赦”论调，却无形中跑偏了。引起了全社会的思想混乱。

 

世人的眼光，关注的如何大赦官员，以换取官员队伍的稳定，以及对于未来改革的默认。这种作法，不仅无法遏制腐败，更忽视了广大民众。

 

大赦到底赦谁？

 

大赦不是官员免责的挡箭牌，而应是大众免于恐惧的保护神器。大赦不能搞歪了。

 

当务之急，大赦的方向，应该是赦民，而非赦官。就现实而言，有四种人需要首先得到赦免。

 

首当其冲的是，因言获罪的国士。包括从邓小平时代累积起来的，时间已久，人事全非，国家应有此宏伟气度，习近平亦说，共产党要容得下批评。二是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士，民间呼声日高的废除劳教，确实可行。三是减免部分人士刑期。我个人提议特赦牟其中，黄光裕，兰世立等人，将他们提前释放，令其改过自新之后，更多贡献社会。四，国共内战时期流落海外的公民，尤其是金三角遗民。

 

 

为什么要将引言获罪者排在第一？

 

是否容纳异见人士，是考验一个国家大国气度的最重要指标，亦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之路。如果像有人说的那样，“大赦是改革必由之路“，也就从大赦异见人士开始。

 

在微寒的山巅，透出春的气息。

 

    缅甸社会和解与现代改革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因言获罪的昂山素季获得大赦，前军政府老大丹瑞亦平安着陆，安度晚年，双方均得善终，社会稳定，化解冲突域仇恨，此万民之福。

 

1962年以来，缅甸都是由军人执政。1988年7月，因经济形势恶化，缅甸全国爆发了反抗军政府的风潮，持续数月，在此骇浪惊涛中，昂山素季乘势崛起，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

1989年，军政府以煽动骚乱罪软禁昂山素季。昂山素季拒绝了以出境换自由的条件。此后21年间，昂山素季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寓所中15年。直到2010年11月13日才获释。漫长的囚禁生涯，使昂山素季成长为“缅甸的曼德拉”，成为缅甸民主的一面旗帜。

 

作为缅甸反对派的领袖，昂山素季不是一个人的对手，而是好几代领导人的对手。1988年，执政的尼温将军在全国的示威浪潮中下台，既起的苏貌接管全国大权，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由此，缅甸国内反对声此起彼伏，昂山素季赫然成为苏貌的心腹之患。也正是在苏貌当政时期，昂山素季身陷囹圄。其后，1993年苏貌因病退位，继起的丹瑞大将，仍然坚持军政府路线，由此，昂山素季亦成为丹瑞时代的主要反对势力，1996年，由于被指煽动学生示威，昂山素季再度被软禁。2000年9月， 因违反军方禁令，欲前往北部城市曼德勒，昂山素季三次被软禁。而此时，正是丹瑞主政时期。

 

昂山素季结束囚禁生涯的时机，非常耐人寻味。2010年11月7日，缅甸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大选结束，在计票结果公布前夕，昂山素季被解除软禁。此种有深意。对于缅甸走向现代化，其实就是当时主政的军政府最高领袖丹瑞，亦洞察历史走向，也愿意作出改变，以顺应时势。但是，又必须对于自己的政治和历史遗产，作出正面的回应。如此，等大局已定，自己退隐，新人上台之后，再放出昂山素季，既彻底放下历史包袱，亦给各派一个公平的机会。

 

在全球历史上，政治家得势后对竞争对手的清算，往往比较残酷，丹瑞的忧虑从惯例上来说其实亦合乎情理。尽管他曾警告过昂山素季，不要挑战选举的结果，但是，他肯在双方都在世的时候交出权力，亦是个人对国民的巨大交代。而事实上，昂山素季在解除软禁后的首次全民演讲中，亦强调她“不会憎恨任何人”。

 

新上任的总统吴登盛是缅甸的新式人物，其军政生涯既稳健有为，深得丹瑞等老牌人物的赏识，同时，他亦更务实灵活，这也是丹瑞对其放心交权的原因。既可保护既得利益，又堪托付未来，带领缅甸走向新时代。

 

与丹瑞不同，作为新一代的领袖，吴登盛与昂山素季并无直接对手关系，由此，他们之间更方便对话与和解。吴登盛当选总统之后，曾派遣联邦部长四次与昂山素季对话，而且吴登盛还在2011年的8月19日亲自在总统府单独会晤昂山素季，同时，对于昂山素季未来走向政治舞台中心，吴登盛大开绿灯，推动修改《政党注册法》，取消了对政治人物从政的限制条款，近日昂山素季与民盟的在体制内合法崛起，即由此奠定。不仅如此，吴登盛还发布大赦令，提前释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某种意义上说，吴登盛和昂山素季一起，启动了缅甸现代化的大门。正如当时的非国大主席曼德拉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样。

　 　　

这种模式，对于三方政治势力，都是一种解放。

 

事实上，有些时候，一些强权政治人物，并非看不到历史大势，亦并非不能洞察民心向背，但是，是否顺应民意，放权让位，却存在诸多顾虑。丹瑞在位时，曾大规模处决和劳教异见人士， 甚至一度到了镇压僧侣的地步，但是，近十年以来的缅甸社会进步，没有丹瑞的首肯与推力，亦难以奏效。2003年，丹瑞即主导推进民主进程的“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2008年，缅甸全民公决通过了《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推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等。2010年缅甸总统大选之后，丹瑞虽保留一定特权，但是在公开场合，已经几乎不在干预政治和社会事务了。

 

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强力人物的选择，往往影响未来历史的走向，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就在一念之间。能否给予强力人物适当的生存空间，又不至于让其巨大的身影遮蔽未来时代的阳光，考验一个国家的智慧与气度。

 

同样，强力人物在预期自己不会被清算的情况下，亦会对于未来发展的多样性，更加宽容与开放，虽然新旧交替时代的到来，往往以老一代领袖的退出为标志，但是，在退出之前，开启未来之门，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而非骂名，其实也是老一代领袖的更理性和选择。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当世的权力，唯有后世的名望与美誉，能够让他们驻足。

 

在此情况下，一个脱胎于旧的权力体系，同候又具备革新思维，能够为各方势力所接受的新兴实力派，将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团结纽带。他具有旧派势力所赋予的程序性实权，在权力领域具有“正统”性，由此不担心内外部权力挑战，而由于与异见人士没有直接的冲突，没有历史包袱，亦容易为广泛接受。从目前的效果看，吴登盛尚不负众望。

 

在这种格局中，由于传统强力人物已退出，需意见领袖失去了直接的抗争对象，而随着新兴实力派的相对开明，局势变得不一定非要通过剧烈对立乃使用暴力，由此，反对派领袖亦可以实现个人命运的“软着陆”，昂山素季的获释，可谓是缅甸国势转变的标志。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模式，可以暂称之为“隔代宽恕”，强权人物在位时，预留了双方的空间，而等待新起者上台后，再启动大赦程序，获得双方的妥协与和解，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努力，获得个人命运的软着路，以及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共识。

 

日照四方，唯亚洲部分地方尚处于威权政治的阴影下，暴力革命的血腥，使很多有意萌生退意的领袖和利益集团存在诸多顾虑，而在代际传承中实现，亦完成恩怨与政见的消弭与和解，考验一个国家的智慧与气度。实际上，不仅是缅甸，这种“隔代宽恕”的模式，对于众多亚洲平稳地完成国家的转型，意义重大。

 

回望中国，春色满园，大地充满生机。

 

近年来，国内在很多问题上，都逐步解禁，如，肯定国名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寻找远征军健在老兵，建立腾冲，衡山抗日烈士陵园，乃至为台儿庄无名烈士抬棺安葬。甚至充满了溢美之词的关于蒋介石的各种官方传记，亦在大陆开始流行，这些变化，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求真和勇气。

 

在内部政争问题上，国内也逐步开放了禁忌。张国焘和林彪两大最有争议的人物，近年都获得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而四人帮中几大领头人，除江青自杀外，其他人也获得了类似特赦一样的待遇，甚至陈伯达的传纪都已经出版。

 

建国以来，中国实际是分为两个时期，即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前者已经彻底终结，而后者尚在进行中。毛泽东时期距今三十余年，且经历了三四代的代际传承，恩怨是非与当世之人相隔遥远，故政治宽恕亦相对容易。除文革未被官方系统性反思外，大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都已经盖棺论定。

 

由此，隔代宽恕的迫切性，更体现在后一个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总体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但是亦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无论革命时代还是改革时代，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纷争，无论对待这种不同的利益与主张的分歧，考验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气度。

 

自邓公已后，中国已经经历了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时期，以及胡温的第四代时期，很多政治事件，已经于当事人的切身关系越来越远了，启动“隔代宽恕”，时机逐步成熟。作为大国，中国政治家的气度，更应该值得期待。

 

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中国的昂山素季”，但是，我们绝对需要一个“中国的吴登盛”。

 

习近平在去年十八大就任总书记和党的军委主席，今年两会上获任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自此，中国领导人，算上过渡人物华国锋，基本已历五代，进入第六代。实行隔代宽恕，时机成熟，未来习近平可放下包袱，广开胸襟，实现天下大赦。此为万民所期待。大局已定，应有更多自信。

 

而在政治领域隔代宽恕的现实策略，可以分两步，第一步大赦党内异见人士和政争失足者。包括部分即将服刑满的官员。张国焘，林彪已经不是禁区，改革时期的赵紫阳也应该不是禁区。其他虾兵蟹将，就更不在话下。第二步是关键一步，即大赦党外异见人士，主要是上任领导整肃的党外人士。此领域的关键，是废止因言获罪的作法，释放因言获罪的人士。

 

在完成“隔代特赦“之后，再扩大范围，定期审查自己任期内的因言获罪个案，逐步纠正过烈的作法，放民于山海遨游。

 

相对政治领域特赦的艰难。其他三种特赦，则比较容易操作。

 

如特赦对象的第二种，即轻微违法犯罪分子。国外有普遍的先例。如韩国总统李明博上任之后，就大赦了280万犯轻微罪的人士，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

 

废除劳教，已成全民共识，如轻罪可赦，则劳教更无存在的根基，可连根拔起。

 

特赦的第三种人士，即已经部分服刑的，个人建议主要针对一些有贡献的人士。此方面国外亦有先例。如韩国总统新总统上任，常大赦商人。李明博就曾一次大赦70多位商人。

 

当下，中国亦可借鉴此道。尤其是一些当初有争议的商人，可考虑赦免，如黄光裕，牟其中，兰世立等。

 

第四类人士，亦好操作，金三角的海外遗民，多为内战所结之果，无论他们曾为生存做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无数人的墓碑，都是朝北而立，希望国家有朝一日可以重新想起他们，体谅他们，新的时代，新的希望，未可遗忘此一可怜的族群。未来，当特赦其生前一切所行，其过失由国家承担，提议未来的国家主席和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起，去金三角祭拜先人，同时通电全国，给予已故的蒋公等人处分，并且自请降薪处分，数十年前国家动荡，致国民海外受苦，需要反思。大国需有气度与担当。

 

最后一个关头，才是大赦官员。但是，大赦官员，绝对不能以时间为节点，在某一个时间内特赦，后来者不特赦，这样既不公平。也无底线。特赦将会无限循环，贪腐不被惩罚，部分官员将更多心存侥幸，贪腐更烈。官员大赦，需建立前提条件，即交出其贪污所得，同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处罚，比如降职撤职。不能再犯。此外，应设立一个数字底线，比如贪污数量，超过此数量，则虽坦白亦不可赦。

 

习总书记在中纪委的讲话令人振奋。但是意犹未尽。

将权力关进笼子，将民众放出笼子。

既然容得下批评，当然送得起大赦。

 

当下有些人担心，法治国家，大赦是否随意？其实，多数法治国家，都有大赦。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对战犯实行过大赦，当下大赦，并非无效法之先例。

 

如行大赦，则先赦民，后赦官，尤其是赦免因言获罪的公民，还其自由，这才是正道。若如当下一些人所提倡的只赦贪官，则恐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