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自由主义为什么需要“清理门户”

再论自由主义为什么需要“清理门户”




2013年3月9日，秦晖的旧著新书《共同的底线》举办了一场众声附合的出版座谈会。当中恐怕只有冯兴元先生皮里阳秋，旁敲侧击指出了福利主义与自由市场的矛盾。其他人，从刘苏里、江平、贺卫方到周濂、钱理群、朱学东、丛日云等等，都在吹捧秦晖“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谬论。

最肉麻的吹捧出自周濂之口：“秦老师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们70后的学人是一个路标式的人物。因为在过去的20年，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声音之一。我本人在1999年硕士毕业之后，就买到了他那本《问题与主义》，那本书对我的印象也非常大。前两天在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本书是《问题与主义》的一个续篇，是1999年到2002年之间的文章。但是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翻看这本书，还是翻看另外的书，我都非常深刻地感受到，秦老师提的很多问题，无论是现实的问题还是理论的争论，时隔十年都没有过时。”

一直待众人吹捧得到了火候，秦晖才出场，自吹说：“我这里讲的所谓的共同底线，还是一种常识。就是说，你处在这个专制压迫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另外还有一点简单讲一下，可能有一个东西[冯]兴元搞颠倒了，其实我这里反复讲‘共同的底线’绝不是中间道路，也不是第三条道路，甚至不是折中。我不是说我反对折中，假如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多党制和主张自由的正当中，也许我会持一种有原则、有逻辑的折中立场。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折中这两者的问题，而是这两者都赖以成立的基础不存在的问题。”

我们不清楚什么叫不是中间道路的共同底线。我们只知道，秦晖接下来就鼓吹福利主义：“我们高福利、低福利先不讲，我们首先把这个福利值从负数、至少是朝着零福利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这个福利至少不会增加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公，结果这个福利值到了零以后，我们再来增加它到底是推到十还是一就够了，那个是那个时候的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赞成福利的正值或者是十、或者是取一个中间，这都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这种性质的问题。”

要求福利主义在逻辑上就是导向特权和歧视，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最危险的是必然侵蚀乃至消灭自由。这是最隐蔽的反自由诉求。因此特别能欺骗人，也特别能抢占民粹主义道德制高点。这个道理我们已经重申了无数遍，在此只需再度指出，所谓“并非中间道路的共同底线基础”实际根本不存在。

然而糟糕的事情不止于此，本文要批评的重点也不在此，而在这种自以为是理性、客观、中立、超越的势姿里透出的霸道与专横。在这场奇葩荟萃的“超越派”峰会里，响彻着各种“不要极左、不要极右”，防止社会撕裂，共识构筑底线之类的奇谈怪论。只要此调一出，瞬间便仿佛秒杀一切对手。

这说明，观念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正确：你不能为自由主义正名。只要你为自由主义正名，你就是在搞极端，就是不宽容，就是极右民粹（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为权贵阶级辩护，就是良心有问题。如此简单粗暴的逻辑恰恰是四十多年前流行一时的腔调。只不过现在换上了“温和”、“底线”的包装。

孔子曾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我们看到，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是社会民主主义，儒家可以是儒家，新左派可以是新左派，但就是不许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你自由主义要想站住脚，就得把秦晖等人鼓吹的那一套反自由的东西照单全收。

自由主义反对强制，“超越派”就说这是大家共同的主张。不搞强制能有福利主义吗？自由主义说不包容强制，“超越派”就说自由主义不宽容。可是自由主义明明只是指出了福利主义的实质是鼓吹强制。这怎么就成了不宽容？自由主义指出“共同底线”是曲解自由主义，“超越派”便说自由主义是极右民粹主义。难道观念市场上的表达自由只被授予了符合社会民主主义“超越派”？难道思想自由只意味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盲信？一言蔽之，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照镜子时中，他们“发现”自己已然先天地获得了绝对的正义性和真理垄断地位。其莫名其妙的道义优越感流汤滴水地到处泼撒。

这是一群思辩能力低下或者缺乏知识上的诚实品质的人才干得出来的事。他们对社会存在的理解就是道德主义至上，而不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因此只能从外观上来个剪裁拼贴，捏造出一个平均数，便以为大功告成。这是（3+1)÷2=2式的算术思维。打个比方，这就是在用低阶的方法去求解高次方程。这种奇特的自以为是深深地流露了这种理解能力背后的僭妄。他们根本不相信存在客观的社会规律，更不相信这些客观规律对人类的道德自大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红线。相反，这群人笃定他们这套粗暴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已经找到了道德算术题的答案。该立场的实质无非逆天应人。

于是他们之所以诋毁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的坚守，乃是因为他们确确实实理解不了消极自由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科学含义。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分野之处。自由主义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对社会存在规律的冷静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它从不把社会生活难题当作道德算术题来求解。这种智慧不是披着道德外衣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所能理解的。

当然，这无法阻止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以巧智来玩儿一些词语游戏。通过侵渔自由主义的特有概念和曲解政治和经济科学的基本范畴来编造意识形态谎言。当中最严重、最僭妄的把戏便是将消极自由作出两重曲解：

其一，将消极定义为道德上的败德、冷漠和自私。从而将消极自由狭隘地转义为一个道德形容词，由此丧失了所包含的客观科学含义。将自由所蕴含着的多元社会转义为弱肉强食的丛林秩序，从而完全抹杀自由社会的合作本质。这一歪曲往往又反过来为其道德偏见作论证，几乎成了屡试不爽的刹手锏，凡是没有认真学习和理解过自由主义基本原理的人很容被放倒。制造道德救世之神就找到了借口，绕来绕去都是要把自由主义者眼中毫无神圣性可言的国家打扮成有强烈崇高意象的道德国家，涂抹上公正无私的油彩。

对自由主义稍有理性了解的人都清楚，消极自由意味着一整套制度逻辑，即个人行动的动态相互协调构成了社会存在的过程本质。在这一客观过程面前，道德要做的事情不是让自己打八折，而是小心谨慎地划定自己的范围。它只应该适用于对个人行为的评价与规范，此外，道德的用武之地是很小的。

其二，将消极自由定义为没有是非标准的虚无主义，而使之丧失最核心的社会理性尺度，变成了无所不包的乡愿。接下来，他们一方面利用这一捏造的乡愿立场来走私其强制主张；一方面又以此为凭据来指责自由主义者不关心美德，是一群没有是非，不知正义为何物的庸人。通过这一强烈的反差，他们完成了自我道德形象的美化。可是我们都知道，消极自由的标准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能有比这个更清晰明确的标准吗？社会民主主义者总是要搞特权的，他们什么时候真心实意地坚持过这条是非标准了？

正是靠着这些政治修辞把戏，社会民主主义便将自己的立场偷换成了所谓的共同底线，因为它既讨道德发春者的欢心，也迎合了缺乏理性认知者的自以为是。这种不需要多少智力含量的神话式思维恰恰是庸俗社会学的永恒内核。

社会民主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对自由主义的某种策略性妥协。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论只是放弃了暴力手段，但从未对其终极目标作出让步。他只是被直接经验所左右，而不自觉地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一未经深刻钻研和论证的主张从来都只是策略性质的工具，是漂浮在社会存在的表层，如同油花一般五采斑斓，眩目诱人。其实践效果是每到一处，都只是让那里生出更多寄生虫，败坏当地的道德和风俗，助长自私和不负责任，用强制手段人为建构的官僚机构和垄断组织蛀空人民自发互助的组织和秩序结构。

当然社会民主主义者满脸忧心，对自由主义者的不以为然作痛心疾首状时，当中包含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们其实是在为自己的那点浅薄狡智沾沾自喜；一方面，又实在是为其无能而伤感。因此，他们因为理解力的无能，才愈加诉诸道德指责和装模作样。这样一来，这群偷窃了自由主义桂冠的观念盗贼反客为主了，教训起在观念上和物质上一直真正养活着他们的自由主义。他们到处都在表演。他们把真理拿去搞交情，沆瀣一气。而表演正是自由主义者不屑与为的贱事。

相反自由主义者要理直气壮地声明：我们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无共同底线，我们反对任何超出消极自由之上的特权主张和福利主张，不接受任何关于道德国家的幻念，我们还反对以所谓整个社会的名义而对任何个人的选择自由发号施令。

当代中国社会并不是不从属于人类普遍法则辖制的特殊品种，因此任何借口中国国情特殊反对消极自由的主张，都是形形色色的伪自由。我们有足够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指认：假如今天中国真要确定一条所谓的共同底线，那也只能是我们的消极自由。除此之外，便无底线。除此之外，更无繁荣、民主、幸福和文明。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所有的共同底线“超越派”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是不可信任的，他们从来没有为自由辩护过，他们只是拿着自由的名号在投机。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必须“清理门户”，厘清观念阵营和边界的充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