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公司化是历史进步的必要中介

历史进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需要很多中介。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其中介大概就是权力公司化——或者说：资本权力化。

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东印度公司始建于１６００年。最初，英国人主要是利用东印度公司做生意，慢慢地，东印度公司就成了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的工具了。１６１３年，英国在印度西部的苏特拉设立贸易站，不久，又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建立商馆。１６９８年，东印度公司向印度莫卧儿王朝政府买下了位于孟加拉湾恒河口岸的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村庄虽小，作用却非常大，其周围盛产大米、黄麻，河流纵横交错，平原一望无边。东印度公司在这里设立了贸易总部，把印度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那么，为什么东印度公司能够一步步吞食印度并牢牢地控制印度呢？说到底，就是资本权力化。

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秘诀在于“分而治之”四个字。印度是南亚的一个大国，从１６世纪初期，莫卧儿帝国就开始统治印度。表面看，印度是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实际上，印度从未实现过统一。不仅各封建割据王国互相争斗，连中央内部也矛盾重重，同时，又不断受到外来势力的入侵。所以，国力非常弱小。再加上传统的种姓制度，使社会各阶层矛盾非常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利用东印度公司，开始是做生意，生意做大做强后，便充分利用了印度国内的各种矛盾，让“印度人打印度人”，从而坐收渔利。如１８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唆使印度教封建王公攻打伊斯兰教的迈索尔，后又唆使海德拉巴王公进攻马拉特，并挑拨马拉特王公之间的关系，造成极度混乱局面后，东印度公司才出面收拾残局，进而确立自己的殖民统治权。东印度公司还训练了雇佣军，这支雇佣军表面上是印度封建王公所拥有，但这些封建王公因受到东印度公司的“保护”，实际上这支部队是为英国人服务的。它由欧洲军官指挥，对英国占领印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支雇佣军，英国就不可能征服印度。

 中国时下也正出于由传统的威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这其间，公司权力化，或者说资本权力化的过程也一样在潜移默化地进行。

 在不断大力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例就会不断降低。由此就有必要分析一下国有制比例大幅度降低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原有的执政基础彻底消失。 国有制，包括国有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资产投资企业）、国有银行（控股银行及金融投资机构）、国有事业（科技文教卫生等）、国有土地、军事单位及国防设施、警察机构、司法机构、政府机构、人大机构、共产党等相关组织机构（工会等）。 国有制经济所占比例现在大约在25％以上（低于30％），随着进一步私有化，国有制经济的比例将在5---10年之内（或者更短）降低到15％以下。

这将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在私有制经济和国有制经济中从业的人员的比例会跟着发生重大的变化。除了农村中的农民之外，在城市中劳动者在私有制经济中的从业比例将会达到８５％以上（甚至达到90%以上）。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中，将有90％左右的工人只能在私有制的企业中工作。而依然可以在国有制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工人总人数的１０%以下（包括在农村中的工人）。

当多数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公司的雇用者，而政府机构中的公务员，除了那些掌权的主要官员之外，相当一部分也不过是一种受雇佣的职员，他们既有被雇用的特征，也有维持的属性。随之而来的就是军队，其实也早已变成了雇佣军，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大多都是被雇用了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公共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逐步转变。而伴随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混合发展，社会生活将发生更大更快的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将更加明显，经济因素在社会关系运转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由凸显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秩序的政治一元化社会转为经济因素在社会管理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经二元化社会。反映到政治层和管理层，就是资本在社会关系中和权力场中所拥有的控制力也将越来越大，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色彩也将会越来越浓。当前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公司化或者说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政治权力结构趋于资本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基层公选制的推行。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当前我国较基层部门领导人或部门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通过公选产生。参选人范围很广，但在目前，最终中选的人除符合一般的条件外，还附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权力基础或资本实力。中选人在参选时更多的宣称代表公众利益，总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本钱或资本实力，予以选民一定的现利或期利，获取选民的选票。而选民为了获得参选人的利益承诺，极有可能把手中的民主权利和选票当作商品出卖，因而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参选人，中选的机会更大。而事实上这类中选的人不过是想通过选举获得个一官半职的，捞点政治资本，而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中选者很有可能背弃曾经的许诺，利用政治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经营并扩大资本实力。

二是民营资本的渗透。这是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资本的经济权力渗入政府政治权力场并利用政治权力场谋取经济权力的突出表现。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引进民营资本，给予民营企业许多优惠政策。一些名望较高、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为在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的，为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经营关系网、铺平道路，使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更好的结合，也都竞相入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等。于是，许多民营企业家们总是利用的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已有的关系，明着许以现利或期利（如承诺搞项目投资、地区投资、家乡投资，带动项目事业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家乡经济发展，贡献某项事业、某个地区或家乡等）正经参选也好，还是暗着动用各种关系贿选也罢，总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当顺利入选后，这些民企家们的头衔会立刻变为“某某委员、某某长、某某企业家”，相当响亮，相当有分量，堂而皇之的跻身政治权力场。同样的，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这些“委员们”一旦当选，也总会利用自己的一官半职，利用自己在权力场的关系网，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谋取利益，壮大自己的资本经济实力。一些民企家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使得权力结构体系中，资本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结构体系除具备某些原有的体系色彩和特征外，还将具有资本权力化、权力阶层化等新的特征。

三是企业改革的管理层收购。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方位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此时完全服从国家的政治目标，企业领导者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国家公务人员，具有双重身份。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革已经深入到产权改革深水域，一些地方政府为谋求区域经济利益，通过管理层收购方式变卖、贱买国有企业，一夜间造就了众多合法的私有企业家。其中大多私有企业家的资本并不是通过纯粹的商业经营积累起来的，而是利用自身的特权优势，掌控资源优势，制定收购规则，主导企业市场化改革，通过产权制度的安排使获得的财产合法化并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廉价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对国家财产的合法占有（当前我国法律还未能明确管理层的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企业经产权改制后，其归属由原来的国家或集体所有，转为管理者的私人或小集团实际占有，必然要发生与原先国家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价值趋向。企业私有者为谋求企业利益，总会利用其自身原有的政治资源和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甚至利用政府官员通过设置障碍性壁垒限制其他市场主体进入和竞争，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形成行业竞争优势，攫取行业垄断利润，达到企业资本的价值增值最大化。

四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寻租。这既是政府政治权力异化的路径，又是资本的经济权力谋求政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和终极路径。权力寻租的主体是具备支配政府资源绝对权威的政府机构或其机构中的某个具体官员，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是权力寻租的必然结果。权利主体要实现权力资本化就必须还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以及政府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这两个条件。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完善并不断发展，政府着力并不断培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不仅允许而且不断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使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扩张。同时，又由于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太合理，现实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资本的经济权力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合在这一历史发展和经济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政府中掌握着干预经济行为权力的官员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在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会通过政府权力对政府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政治分配，实施市场进入限制造成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而资本的经济权力为了增大获取这种稀缺机会的机率，必然要对政府的政治权力进行渗透，进而利用用资本的经济权力换来的政治权力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最大化。如此，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一拍即合，各谋所求。

 总之，历史进步不是一帆风顺一马平川的，有很多曲折坎坷。公司权力化或许会存在诸如与民争利、公权私用等等弊端，然而，以威权社会那种大权独揽一人专制的传统模式相比较，公司权力化到不失其进步意义——毕竟，只有先分权，才能真正实现民权（民主）。

（文章原创于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