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的痛感来自哪里

所有的税，对纳税人而言，都是一种损失，一种痛，但此税与彼税的痛感却是有区别，不一样的。表面看，也许交税的数额相同，但具体纳税者的痛感却是不同的。

房产税作为一种直接税，与相同数额的间接税相比，它的痛感无疑要大于间接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等。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间接税的税负可以转嫁，即就是说，纳税人与负税人可以分离，可以讲自己的税收负担转嫁给下一环节的销售者或消费者。事实上，不仅二者的税痛感有差异，而且其社会效应也不同。凡是以直接税为主的社会，纳税者的权利意识普遍较强，公民综合素质也高，就十分在意所交税款的去向与用途，有助于国民监督政府。自然，这个社会距离公民社会也就最近。相反，凡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社会，纳税者的权利意识就相对淡漠，很容易处于“植物人”状态，对交出去的税款既不知道多少，也不太感兴趣，无心过问其去向与用途，很容易放弃对税权使用过程的监督，也就距离公民社会较远。可见，直接税功在有助于纳税者监督税款使用效率，促进公民社会的构建，间接税则利在有助于政府聚财，如果其他社会监督不到位，很容易催生腐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兴旺。

其实，在明确了房产税属于直接税的性质后，决定房产税痛感大小的因素就有三个：首先是税负，因为税负关系到纳税者财富被政府征收的深度，因此，就是决定房产税痛感大小的基本因素。固然，纳税者的税痛感，不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与税负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税负越高，税痛感越大，税负越低，税痛感越小。但是，作为直接税的房产税，其税负高低与税痛感的相关性，和间接税还是有些不同。具体说，即就是房产税设定的税率很低，但其税痛感却可能很大。而且，如果再加上房产税征收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征税人员与纳税者直接接触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境的特殊性，这种税痛感很容易被放大，引发新的矛盾。当然，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税负的高低还与应税额的确定根据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在同样税率前提下，如果房产税应税额按照交易额确定与按照当下资产评估价值确定就大不一样。具体说，按照100万的房产交易额确定，与按照200万的房产资产评估额确定，纳税者的税负是大不一样的。

其次是房产税的使用效率，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是否能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决定房产税痛感大小的关键因素。虽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仅是一个税收治理理念，还需要很多制度性的机制来保障，而且，事实上，也出来没有完全实现过。因为任何税收都是有成本的，且不说政府的挥霍浪费，征税过程就需要支付成本。换句话说，如果即将征收的房产税无法在预算环节给予纳税者稳定的预期的话，凡是理性的纳税者，大都不愿意心甘情愿地缴纳房产税的。因为，这意味着纳税者即就是交纳了税款，也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他们多需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意味着交税背离了税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利总量的终极目的。而且，如果现实中尚还存在秘密财政，也就是预算不公开、不透明，用之不当，用之不需，用之不愿等大量负面现象，存在着大量的浪费，诸如“三公”消费屡禁不止等腐败现象的话，房产税的痛感也会被进一步唤醒与放大。结果可想而知，纳税者就会想着法子逃避房产税，从而催生大量的社会道德堕落行为，加剧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恶化政府与国民之间关系，侵蚀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基础。

最后则是房产税的民意基础如何，这是决定房产税痛感大小的根本要素。一切税，包括房产税，都是国民为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支付的价款。因此，也必须是自愿的交换与交易。政府既不能强卖，国民也不应该被强买。也就是说，自由、平等交换是一切税收征管的最高与核心原则，假如缺少这个道德价值基础的话，政府的任何税收，都不仅是悖德的，而且也是不合法的，都如同抢劫，很容易戴上横征暴敛的恶冠。自由无疑意味着自愿，意味着一切税收必须征得纳税者的同意，“未经纳税者同意”就不得征税，征税就是不合法，因为缺乏民意基础。以此观之，税负的轻重显然不是税收治理的根本问题，关键在于纳税者是否同意。或者说，如果一种税是纳税人同意的，税负高了低了又有什么关系。“一个我愿意”，便会击败所有的繁琐论证，一切的数据堆砌，以及看似严密的形式逻辑申辩。其实，根本说来，决定房产税等一切税痛的本质要素，只能是纳税者的主体税收意志是否被尊重，是否“把纳税者当人看”。这才是决定房产税及一切税收痛感的最核心、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当然，平等地承担纳税义务，也是十分重要和必须。就是说，房产税的征收也应该且必须遵从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原则，也就是完全平等原则与比例平等原则。一句话，情况相同的纳税者应该交纳同样的税，情况不同的纳税者应该交纳不同的税。否则，任何税制都会缺乏稳定的结构与坚实的基础。

总之，探寻房产税痛感之因，就是在寻找房产税设计与征收的最佳方案。税痛最小的税制，无疑是最优的税制，房产税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