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我国在钓鱼岛上丢分丢在哪里？

杨连宁：我国在钓鱼岛上丢分丢在哪里？

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也不管是钓鱼岛还是黄岩岛，你发现无论谁要把争端诉诸国际法院，我国政府都不乐意。这也就是说，我国政府不愿意遵循法律途径去解决国际争端。马英九近日坦承，台湾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无法与大陆合作，因为大陆违背了自己已签约的国际条约：“在法理基础上，大陆否定“中日和约”，“我也不会只说打、打、打，那样不能解决问题”。

看来，我们只管“亮剑”黩武却不按法理出牌，已经很丢分了。

马英九所指大陆违背了中日和约，指的是哪一个呢？翻开档案你发现，无论是指1952年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台北条约），还是指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北京条约），都已经被我们的“亮剑”黩武行动给否定了：

一，1952年中日两国为结束战争、达致和解而单独缔约的和平条约，约定两国之间“任何问题，均应依照旧金山和约之有关规定予以解决。任何争执，应以磋商或其他和平方式解决之。”而你知道，正是《旧金山和约》基于日本对琉球群岛拥有剩余主权，需要住民自决最终解决归属权的法理，才规定了琉球群岛暂由联合国托管的。当时的北京政府，虽不承认《旧金山条约》，却支持琉球群岛是日本的一部分。北京政府反对美国托管琉球群岛，却认为琉球群岛应该交还日本，正如周恩来声明所说：“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的。”

二，即便我们不承认马英九指的台北和约，而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签订的北京条约，你发现也被自己给否定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二款即规定：“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而我们的“亮剑”黩武行动呢？

看来，马英九所说大陆否定了中日和约，并非于法无据。于法无据的法盲言论，是我国外交部的那位女发言人说的“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这句话在国际关系日渐法治化的今天，由外交官员在官方场合说出来，丢分实在是丢大发了。也难怪，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伸，官员在一个权大法小，言出法随的内部环境里浸淫久了，习惯于遵从人治不遵从法治，信奉实力不信奉条约，也不奇怪。

然而，在告别了热战与冷战之后，在国际关系早已日渐民主化、法治化的今天，我国政府在争取钓鱼岛主权的博弈中，还是丢分了。你发现我们在钓鱼岛上丢分，首先就丢在法理逻辑的自我矛盾、甚至自我否定上：譬如，我们一边坚持“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不存在领土主权归属争议”的立场，一边却又敦促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是有争议的，搁置主权争议是有共识的，领土主权是可以谈判的”，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吗？又譬如，我们一边试图用“强打楔子进去”的游击战术改变日本单独管辖钓鱼岛的现状，一边又敦促日本“回到谈判解决争端的正确轨道上来”，不也是行为逻辑与语言逻辑之间悖反了吗？

今日全球，所有国家分为两类。先进的一类，是西方那些超越了民族主义的非军警国家，主要遵循国际法规、条约与国际组织机构的指导而治理，其社会已由国家控制转向由全球性规则与组织机构控制，其国家已经依靠民主化、法治化实现了全球化治理。不发达的一类，则都是民族主义的军警国家，不遵循国际法规、条约与国际组织机构指导，仅仅依靠本国的军事政治权威来治理。也因此，这类国家在内部治理上也都缺失民主、法治不彰，对外关系上，也都习惯于依恃军备并诉诸武力。

我们曾信奉过“国家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列宁语），毛泽东曾主张过要人治，不要法治。这种传统影响之下，对外关系上，我国也缺乏遵循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习惯，不按法理出牌的事常有发生。仅从与邻国岛屿争端上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习惯看，也不难看出，我国离一个法治国家还挺远。所以说，“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责任是改革自己的体制，给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全世界和全人类共同角度来讲，始终是重大的忧患。”（张维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