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抓住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23日在国务院第8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谈及当前中国政府改革和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温家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依然是滋生腐败的根源。温家宝指出，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必须思考和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民主和法治，归根结底就是必须有一套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

温家宝总理这份讲话相当于对自己两届总理任期的总结，以及对继任者的叮嘱，意义非比寻常。讲话中他反复提到“腐败”二字，却没有公文中泛滥的词组“贪污腐败”。温总理直击腐败的根源，权力过分集中。权力集中有一万个不好，但肯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改起来方便，所以不是改革难度大，而是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缺乏改革动力本身，也是腐败的后果。

贪污受贿是最低层次的腐败，或许是危害最小的一种形式。甚至有学者提出贪污受贿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听起来荒诞，但是对比改革前后，真像那么回事。暂且不论贪污受贿之功，只计贪污受贿之过，它只是引起财富分配不公，影响干部团结，激起民愤，而不会直接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习惯性的“贪污腐败”两词并列，窄化腐败的含义，意在为更大的腐败打掩护，这种表述本身就是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的危害远大于贪污，张维迎教授举了几个例子。民主本来是个好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把民主挂在嘴边，但是有人说，要分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结果民主的含义就被改成和反义词专政一个样，民主这个词不好用了。革命本来是新政权推翻旧政权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一来，革命还是反革命，由当权者说了算，于是革命跟它的反义词效忠一个意思了，革命小将跳起忠字舞，革命这个词算是彻底报废了。

领导的本职工作不是做事，也不是作秀，而是讲话，语言腐败让一个又一个词语报废，听众看着主席台上眉飞色舞，听着抑扬顿挫，却不懂讲的什么意思，会议精神无法领会，工作无法展开，这让国家怎么长治久安呢？言者愠怒，听者着急，于是出现了与正式话语体系完全不同的酒桌话语、澡堂话语，且不论楼堂馆所消费高，浪费大，它的传播效率就比正式渠道低得多。社会上信息传播已进入网络时代、微博时代，总不能继续靠讲黑话、猜谜语维持局面吧？所以政府信息传播效率落后于社会，是致命隐患。语言腐败的根源是舆论干预权过分集中，微观上的方便行事，堆积成宏观的心腹大患。

张维迎教授近来提出“语言腐败”的概念，很有解释力，但更核心的问题是立法腐败。最近中石化承认灰霾天气与油品质量有关，但是不承认责任在企业，而是国家标准太低。有人揭老底，燃油的国家标准就是由三大油企制定的，这就是立法腐败，比这更典型的案例是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腐败案。郭京毅精通国际商贸法律事务，是商务部对外谈判的好手，但是凭借娴熟的业务能力，钻了立法执法释法三位一体的空子，因贪污受贿被惩处。郭京毅只是个厅级干部，在京城算不上大官，假如郭京毅不是谋取私利，而是谋取部门利益，他可能不但不会落马，还会因为“民主评议”得分高而获得提拔，那样不是“腐败”，实际危害却更大。

立法相当于授权，一旦立法腐败，就很容易从权力集中走向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集中，陷入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出现过，一战前的德国、俄国也出现过。权力过分集中既是革命的导火索，又是革命之后持续混乱的元凶。全能的政权崩溃后，社会必然在动荡中重组，为了应付动荡，权力又趋于集中。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比大革命之前法兰西帝国更集权；纳粹德国比德意志帝国更集权，苏联比沙皇俄国更集权。没完没了，直到美国这个强大外来因素介入，才把欧陆国家拖入正轨。

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未必要照搬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欧洲封建时代贵族、教会、行会、法院也起到制衡行政权的作用。近代由于军事技术和战争规模升级，行政权一权独大，教会、行会与法院受到挤压，才让社会变得脆弱。英国得地利之便，外来侵略威胁较小，司法体制相对稳固，即使内战期间，王国的中央巡回法庭照常运转。经过一轮动荡之后，憋屈的英国王室幸存下来，喧嚣的欧陆帝国相继崩溃。

中国当前的政令系统还是畅通而高效的，中央改变作风八项规定出台，立竿见影。现在谈革命，可能被讥为杞人忧天，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所幸高层已经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温家宝总理的话必不是他的个人看法。这正是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在权力集中又有效运转的条件下，下定体制改革的决心，不需要大范围周知。尽管“体制改革”一词已经腐败，本文还是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