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推荐军事专家赵楚论钓鱼岛危机

赵楚论钓鱼岛危机

钓鱼岛争端沉睡40年，在2012年醒来，数月之中的升级发展，几乎演化为类似上世纪希特勒德国围绕苏台德和但泽走廊政策而展开的大国博弈。回溯自1895年起迄今，中国失去对钓鱼列屿的实际控制已超过百年，而中日建交并发展出今日复杂交织的利益关系已愈40载，何以在今天两国围绕钓岛主权争吵日趋激烈，大有改写西太平洋大局之虞？国内论者和媒体每日连篇累牍，大谈日本的挑衅以及日本背后美国围堵中国的阴谋，这些论调除了感情化地强化中国的主权立场，并无实质的逻辑解释力，更无助于国人对问题的理解。纵观危机今昔，在是检讨中国自身状况，对危机的内外环境与现实影响做一个初步盘点的时候了。

钓岛危机非出于美国对华战略图谋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面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全球化世界，中美力量比例渐次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巨大变化。这在美国，必然产生重新规划自身战略与重新认知中国战略角色的需求。

在认识美国对华新战略思维时，必须注意的是，首先，中美关系尚处于混沌变动的时期，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尚处于前途不明的时期，因此两国战略关系现实中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视这一点，则无法理解美国20年来对华政策的许多表面矛盾之处，以及这些看似矛盾政策背后的统一逻辑。

美国是当代中日钓岛危机的始作俑者，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人们更应注意的是，作为太平洋乃至全球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和主导者，说美国利用钓岛危机有意打乱现有权力格局和秩序，制造殃及鱼池的地区大国对抗，那是太低估了美国霸权的智慧含量。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区拥有互相嵌入极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全球事务上也有诸多共同的需求，假如中日因主权争端处于安全敌对和军事对抗的境地，从而导致关系全面后退，这种前景对于美国绝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美国在本轮钓岛危机发生后的诸多表态，与其说是为了推波助澜，不如说是为了降温和控制局面。

简而言之，美国对钓岛争端的政策过去基于两点：一、目前钓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二、美国对主权争端本身不持立场。第一点是美国维系美日同盟的需要，而且造成日方实际控制美国有直接责任，因此美国需要保持政策连续性，但同时，美国不希望给日本以无条件支持的印象，并直接反对中国，因此潜台词是，如果中日通过外交手段改变钓岛主权现状，则美日同盟自动不覆盖钓岛。这一传统政策与上述美国基本战略考量完全一致。

本次危机爆发后，从南海到东海，美国政策增加了新的要点：要求和平解决争端。这与前此的政策并无矛盾，但凸显了美国对于危机失控的担忧，以及对危机失控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警惕。这种担忧和警惕，无可讳言，是针对中国咄咄逼人政策的含蓄回应。借所谓战略重心重返亚太的观念，美国开始对华和战两手准备，但含蓄的压力并非为围堵和遏制中国，而是希望通过压力控制局面，从而影响中国的决策，防止中国走向冷战式体系对抗的旧路。

从并不久远的历史上看，意义重大的一个事实是：中美为冷战和塑造冷战后世界的伙伴推手，也是分享冷战红利最主要的国家，一个繁荣和合作的中国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并无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全球领导力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一。目前美国对华战略首要的原因是中国力量的成长和中国意图的模糊，是对中国现实的回应，因此是一种并不反华却逐步具备防华意味的政策。这是理解美国钓鱼岛政策的前提。

日本没有进行对华战争的条件

针对中国海洋执法部门在东海钓岛周边海域的行动，日方采取了起飞军用战机等回应行动，这本是日本面对中国执法进逼政策，很自然会有的回应，但中方最近也出动战机，这使得危机从外交战、执法战有像神经战和军事冲突转化的迹象，也为中国国内的亢奋情绪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关于中国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喧嚣缺乏基本事实依据。

钓鱼岛主权争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微小局部事务。日本对钓岛的强硬立场首先是因为《联合国海洋公约》生效后，作为资源贫乏国家对海洋资源的争夺动机，而在经济的动机之外，由于在经济上有赖于深化对中国的依赖性关系，日本缺少对华关系的筹码。小泉时代曾使用首相和阁僚参拜的招数，但事实证明，参拜牵涉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基本认知，会引发日本否认战后秩序的担忧，因此从安倍上一个任期起，日本开始尝试新的博弈手段。钓鱼列屿实际处于日本控制之下，又有潜在的巨大海洋经济价值，日本使用钓岛现状回应中国的战略崛起压力，这并不令人意外，更不是不可理喻的疯狂思维，与所谓军国主义复活更是毫无关系。

中日军事战略和基本国防力量体系，从各方面看，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除了战后《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法治限制之外，日本20余万人的小型化职业军队也根本不具备与大国进行战争的能力。长期以来，日本军事力量是防御型的，而且其基本配置、装备和作战准备，完全是在美国西太平洋战区联合作战的规划之内，不要说战略，就是独立遂行战区级战役任务的能力也不具备。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程中，可以说，直到现在，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形同美军的日本补充营。即使在防卫日本本土和南方航路安全的作战构想中，日军也没有独立进行战役的能力。过去陆自的主要任务是苏军登陆日本时的抗击与坚守，而海自被中国国内大力渲染的所谓全球领先能力主要集中在反潜、护航、反水雷作战以及联合舰队的海上补给方面，空自的任务则围绕这些作战任务的部分制空和对面打击。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制度框架下，日军的任务划分注定了其力量建设是畸形的和缺少攻击能力的，而战后日本的军事工业则是几乎全部处于美国军工生产的体系之内，无论基础研究，还是装备项目、型号研究，都不具备独立的能力。这种基本军情不是任何单项先进技术装备可以改变的，而且也看不到未来根本改变的基础与前景。

实际上，冷战结束20年后，日本的军事政策自主权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在信息化军事的当代，日本赖以维系战争能力的主要技术装备，90%来自美国，或美国许可的本土生产。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化体系作战的今天，为了进行联合作战，除了要有联合化的军事力量之外，其作战关节点的信息化体系，均处于美军之手。以反导为例，日本海是全球最早建成战区反导（TMD）的地区，但反导所需要的基本装备和早期预警的C3I系统，以及作战训练和作战指挥均控制在美军亚太作战指挥机构。除了全地域和全维度的攻击战力不足之外，对保障信息化作战至关重要的监视、侦察和控制网络，日军根本不具备。

目光深远一些，从历史上看，配合国内政治需要，中国因为领土主权争端而使用武力的前例可谓比比皆是。与日本的情形相反，虽然中国军队总体技术水准参差，但因为自主的政治和安全政策地位，中国军队却是一种全方位攻防能力较均衡发展的力量。而且，随着财政能力与科技能力的迅猛发展，这种力量从过去国土防卫型正向强大的地区投射型转化。除了具备战略攻防能力之外，借助1990年代以来的优良技术获得环境，中国军队在信息化时代关于局部战争的研究和训练，其强大的攻击性意涵是无可讳言的。牵涉到钓鱼岛争端，中国国内关于岛链问题的渲染，无疑是西太平洋军事雄心表露的症候。这种无言却严峻的前景引发从美国到日本的安全焦虑和秩序焦虑，这是本轮危机真正影响深远和前途莫测之处。

钓岛危机与中国大战略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周边遗留诸多海洋主权纠纷，而这些纠纷由于当代海洋产业和经济争夺而加剧了，这主要是中国自身发展凸显的国家课题，但如果观察近年来从南海到东海的争夺形势，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官民对这些争议的声音中，一些很令人不安的成分在急遽增多。在这些声音的背后，实际上折射的是当代中国自身的大战略意识、观念和实践问题。

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目前正处于迅猛上升的时期，无论周边的安全环境，还是与主要竞争者的关系，都是相对平稳的。作为全球最大的资金提供国，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最大的资源进口国，最大的新兴市场，以及拥有最多海外侨民的国家，中国已经不可逆地变成一个国际主义的国家，这种转变不仅赋予中国新的力量，也对其提出了过去新崛起大国都面临过的国际意识的挑战：如何界定和向外部说明其力量的性质，如何合理与明智地运用其力量，如何标定自身利益的边界，最后，如何运用新力量与既有的秩序对接，这些大战略问题的回答在根本上将塑造和决定外部世界最终如何对待中国，也将决定现实和未来的中国全球大国之路。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从南海到东海，国内那种喊打喊杀和必有一战的观点其实代表着一种对中国新力量古典帝国主义似的态度。中国社会流行的格言是“落后就要挨打”，而这句话反过来则是先进必须打人。彷佛是为了应和和印证外部关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点，这种船坚炮利的19世纪帝国主义思想又与近现代中国的悲惨历史记忆结合，以义和团和抗战似的悲情看待现实的外部争议，把局部问题无限放大化为全局的对抗，至于这种对抗政策对现实的实际负面后果，那是完全不在考虑之列的。

在有关争议的中国国内意见当中，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一些军方色彩的学者和人士往往发出很强硬的“鹰派”声音，这里体现了一种真正令人担忧的趋势，军队对外交问题和国内政治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参与热情。这固然有军方加强其财政和政治地位的考量，但考虑到中国军队特殊的统帅体制，独立于国家行政执行体系之外的战争决策与军令指挥系统在逻辑上始终包含军政符合体制的军国主义可能性，这无论在建政之初的接管行动，还是在文革的军管体制中，都已有实在的证明。这一问题背后揭示的是中国当代国家安全和战略决策的体制弊端。可以说，军方的意图在外交纠纷中的不恰当表达是钓岛之类争议中国难以形成有效和整合的政策作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钓岛危机持续延烧也与中国内部政治和社会的撕裂有关。以所谓“爱国主义”为号召的新极左势力一直在炒作此类话题，希望借助文革彻底意识形态斗争的思维动员社会，从而复兴从抓走资派到抓汉奸、特务的内部政治斗争运动。这种撕裂的内部社会环境也使得中国不仅不可能对危机进行有效管理，反而会在新极左思潮制造的“民意”潮流推动下，经常走向极端的处置。

所以，从南海到东海，危机发生在壮阔的海洋上，但其主要的根源实在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这些扭曲的国际意识与中国合理的国家及国际利益纠缠在一起，使得问题升级的土壤非常肥沃，而解决的环境却不具备。这种大战略环境和内部条件方面的困境，才是最值得人们从钓岛危机中去认识的。

钓鱼岛不会有军事冲突

近年来围绕南海和东海主权问题的冲突已经给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则是，南海的危机使东南亚对中国的防备心理更加凸显，而30多年来中国对东南亚的善意表示效果几乎归零；而在东海而言，美日对于中国海空力量的成长更具备戒心和敌意。美日已经着手修订新的防卫指针，对中国军事意图更加明显。最重要的是，全球开始关注，中国从经济到军事的新国家力量将用于何种目的。这对于中美和解以来的中国外部环境，实在是一种前景黯淡的趋势。

中国现有领导层对此是有意识和警觉的。以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其脆弱的基础在于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在中国超过65%的外貌依存度条件下，保持经济发展则必须坚持中美、中日以及美国主要全球伙伴协调的基本外交政策。在这一认识下，人们应该看到，虽然适度保持对外对抗的姿态有利于内部压制和整合，但挑动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后果不亚于23年前的镇压，这是执政党不可承受之重。

美国希望维持在西太的优势地位，不希望中日关系出现大的波澜，而日本更不愿意承受在经济上错过中国市场列车的局面。就大战略而言，在《美日安保条约》和美国亚太战略环境下，中国如在钓鱼岛开火，则意味着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地位直接提出挑战，这种情形给中国带来的未来安全不确定性是空前的，这完全可能成为中美冷战、最起码是冷和平的序幕。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中共不会选择这样做，这并不符合其执政利益。

就军事能力而言，虽然近年中国各种新军事装备频频亮相，但在总体军事能力方面，实力的有限是很显然的。中国军队不仅是当代现代化和信息化战争经验最少的大国军队之一，而且，过去30多年来，就体制和观念而言，军队也是中国社会受变革冲击最小的对象。财政行为能力的增强造就了新船坚炮利的外观，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前所唯有的腐败，军队是社会的一环，并不是生活于真空之中，真正的新军事体制与观念的变革尚未展开，在此情形下，贸然投入大洋争胜的战争，苏军在阿富汗，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前辄犹在，中共会对此茫然无知吗？

或许可以夸张一点说，钓鱼岛的危机从大战略角度看，本来就是一种假危机：正是因为各方都十分清晰战争不可能，甚至连小型军事冲突的几率都没有，而彼此在深度的利益嵌入和复杂的内部压力之下又需要博弈筹码，所以各方才如此卖力的借机搞事和说事，因为，归根结底，时代变了，决定太平洋前途的毕竟不是这个无人弹丸小岛的归属，而是未来亚太大国权力格局的形成，而为争取未来国际权力筵席上的更好座次，穷兵黩武可能是所有手段中最没有价值，而且副作用最大的，对此，最新的事件发展给出了最好的证明。2013年1月25日，在中国国内一片喊打声中，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超规格接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并接受了其携带的安倍首相的亲笔信，各种喊打喊杀之声迅速从中国各种媒体上消失，和平和共同经济发展又成了新的舆论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