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无法有效测度福利

GDP指标在福利测度上的片面性

尽管GDP数字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状况，经济的急遽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产生物质繁荣，以致现代经济学往往将人均GDP作为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平均福利程度的重要参照指标；但是，如果作更为全面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GDP本身并不是全面衡量社会福利的有效指标，统计数字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事实上，如果我们过分注重GDP的增长，往往不仅会阻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会削弱环境和经济制度之间的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政治人物往往倾向于通过许诺促进GDP的提高来赢得选票，但他们提高GDP数字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很多非正常的支出成本都合理化了；但是，这种数字增长并不能促进人们福利和幸福感的实质提高，从而就出现了官方统计数字与人们真实感受之间的巨大落差。为此，一些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却已经将经济增长看成了坏事而非好事，特别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GDP提高实际上降低了人们的社会福利，达里(Herman Daly)将这种现象称为“非经济增长”。[1]

同时，即使就可量化物质福利而言，GDP衡量的也不是总体财富或效用，而是一种虚拟货币量。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厂商生产的是金钱最大的商品，而不是效用最大的产品；而且，为了获得金钱的最大化，厂商还不惜通过各种方法来破坏财富，降低真实的效用。正是基于对金钱收益最大化的追求，一些垄断企业往往宁愿把牛奶倒入大海也不愿降价销售，房地产商宁愿让大量的豪华别墅闲置也不愿降价或改建成廉价房；同样，为了所谓的“价值”最大化，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往往定期推出限量版的各种纪念金币并将铸版销毁，北京奥运会时福娃等特殊商品价格也可以高到一般家庭的小孩很难买得起的水平。为此，西托夫斯基在《没有快乐的经济》一书中就指出，大多数的生活快乐并不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也是无法定价的，并且也不可以出卖；而且，某种令人感到快乐的东西(或行为)重复之后快乐就会递减，但为了寻求快乐，人们却继续沉缅于消费，甚至强化成为类似吸毒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大量的实验都表明，影响人们快乐的因素远不止收入，即使出现了收入的真实增长，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快乐的同等提高。如有调查资料就显示，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2%左右；即使把所有的客观因素，包括所得、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健康、宗教、婚姻状况等所有社会人口学因素都加起来也只能解释快乐的20%左右。而且，若从这些因素再扣除婚姻因素的话，相关性就更低了，因为婚姻对快乐有很大关系。[2]例如，美国1972—1989的调查资料表明，结婚的人认为自己快乐的在40%左右，没结婚的只有23%左右；即，结婚的人比没结婚的人快乐许多。[3]英国《每日邮报》2007年4月30日就援引一份英国社会经济学研究报告说，如果每天都可以看到家人与朋友，那么你一年的“感情收益”相当于年薪增长8.5万英镑；如果经常和邻居聊天，那么你将获得3.7万英镑“加薪”；如果这一年你结婚了，其快乐程度相当于又获得5万英镑奖励，而这一数字通常已经超过了结婚的经济成本。

正是由于GDP本身忽视了很多因素，它并不是全面衡量社会福利的有效指标，统计上的GDP数字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福利水平有同步的提高。因此，我们不能将GDP数字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乃至人类快乐本身一一对应起来，更不能以GDP统计量上的差异来表示两个国家或一国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福利和幸福感之悬殊。相反，GDP的提高往往还伴随着社会福利和幸福感的下降。究其原因，GDP本身是经济活动市场化的产物，一般来说，市场竞争越激烈，GDP上升就快。但是，市场竞争往往会不断加剧社会的焦虑和紧张，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内生交易成本，而且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淡薄，导致了社会性需求的枯竭，以致人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和迷茫；这样，社会大众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从而在数字上的经济增长和内心里的幸福感觉之间就出现明显的反差。例如，2009年两位经济学教授——英国华威大学的Andrew J.Oswald和美国汉米尔顿大学的Stephen Wu——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份美国各州幸福度排名：最富裕的纽约州最不幸福的，而近邻的富裕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则是倒数第二、第三（排名50、49），富裕且阳光充足的加州也只排名46；相反，幸福指数前10名的州分别是路易斯安那、夏威夷、弗罗里达、田纳西、亚利桑那、密西西比、蒙大拿、南卡、阿拉巴马和缅因州，这些州的生活质量往往不错——如阳光充足、空气干净、房价合理、交通不太拥堵等，尽管其中有一些州是全美国最贫穷的。[4]

可见，人类进步所追求的是真正快乐的增长，但这种快乐却很难单一地通过GDP的增长来实现；例如，约翰.穆勒就指出，人所追求的并不是金钱、权力本身，而是快乐，金钱和权力只是达到快乐的工具和手段。其实，如果说GDP体系比较适合工业社会中对制造业财富创造的核算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的多样化以及人们日益追求交往和精神的需求，它的指标性作用就越来越有限了；卢梭写道：“我们的痛苦正是产生于我们愿望和能力的不相称。一个有感觉的人在他的能力扩大了他的愿望的时候，就将成为一个绝对痛苦的人”。[5]显然，实现GDP数字指标体系仅仅只是达到快乐的工具和手段，而人类的进步和福利的提高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同时，GDP增长的背后往往潜藏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关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专注于GDP数字的增长有意义得多。因此，作为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不仅仅停留在数字层面上，而是要对数字背后隐藏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布隆克就指出，“如果人类进步是首要目标，那么政策的制定者们需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并保证社会能承受得起渐进的变化。”[6]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依然热衷于物质福利以及GDP等问题，甚至往往习惯将GDP与经济福利的增长等同起来，甚至将在一些选择性的土地上毫无疑义地挖坑、填洞之类的措施也被视为有利于GDP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正是在这种学说的引导下，各地都出现了不断拆迁和重建的现象，更普遍地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显然，尽管这些工作都算入了GDP数字，但实际上，它们却根本上没有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艾夫纳.奥弗尔就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增长都无法改善个人和社会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