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的“盲人瞎马”

  社会主义国家对对外援助模式可以说肇始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后，在国际上是比较孤立的，为此苏联产生了寻找革命盟友的想法。按照列宁的观点：“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 其做法（革命程序）是：在国际联合组织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金钱开路：当时的苏联依靠从国内“剥夺资产阶级”以及没收教堂资产弄来的大量金钱向各国共产支部进行输送。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四处开花，成为二十世纪一大奇观。

   中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建国后，对外援助也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改革开放前的28年(1950-1978年),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是向受援国提供贷款或无偿援助。这一时期,我国所提供的贷款一般都是无息贷款；对外援助的方式一般为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及现汇援助等。这一时期对外援助的逻辑比较清晰，那就是用金钱支持世界革命。

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到1985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 的1.73%。其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 6.64%。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支援跟当年苏联支援其在东欧的卫星国一样，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就是说，支援的目的是输出革命，让这些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不妨就中国当时对柬埔寨的支援来看个究竟。

据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巴克特的研究结果：1956-1970期间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为：1956年2140万美元，1958年660万美元，1960年1120万美元。总数为3920千万美元。事实上，除了在上述这些援助，中国在1964-1970年期间，又援助柬埔寨建成了马德望纺织厂、玻璃器皿厂、柬埔寨水泥厂、体育馆与国际村。这一时期中国对柬埔寨除了经济援助外，也有军事援助。比如，1970年送往柬埔寨的军用物资就达400吨，卡车50辆。巴克特认为，中国只是在1973年给予柬埔寨1000万美元的援助。1971-1975年期间，中国给越南、柬埔寨的援助占同期经济援助总额的43.4%。为什么中国对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如此不惜血本？根本原因就在于柬埔寨推行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基本上就是中国革命的翻版：比如，在革命道路上，他们走冬夜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60年9月30日，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 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湛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年底革命军就增至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拚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 1971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1973年8月美机停止轰炸。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金边外围地区。1975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爱国力量收复金边。新政权的电台宣称：柬埔寨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发去贺电，宣布：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在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柬埔寨也对中国亦步亦趋。1975年4月19日柬埔寨全国解放后，波氏绘成的建国蓝图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正是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导致中国队其的支援大刀阔斧，好不吝啬——所谓“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是也。

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前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最后都打了水漂，但起码在逻辑上却还是和统一的——这就是：这些援助，都是为了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说理直气壮。然而，到今天，中国的对外援助则既失去公平交易的经济利益，又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可谓一地鸡毛一塌糊涂。

据2014年7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发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长，援助总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亚洲地区30国，非洲地区51国，大洋洲地区9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国，欧洲地区12国。此外，中国还向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而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一直不公布具体的援助对象、援助金额、条件等。事实上，这些信息都被认为是国家机密，而公布的数据实质上并不全面。美国的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747.4亿美元（约4708.62亿人民币），远超《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的数据。《彭博商业周刊》在《不靠谱的中国经济统计》一文中指出，政府公布的援助数据是被低估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2009-2010年间，中国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比世界银行的还要多。《外交政策》则指出，中国的援助或贷款“没有附加条件”，许多条款都是秘密协定，变相地支持了当地的腐败。

  显然，中国这些对外援助不再是为了输出的革命。而大都是中国送给朋友们的“礼物”，目的仅仅是为了尽显“大国风范”。比如位于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多功能体育馆是近年来中国援建喀麦隆的最大项目。体育馆设计规模5400座，总建筑面积近1.3万平方米，占地近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6亿元人民币。在尼日利亚，中国给其发射的一颗通信卫星价值就高达3.11亿美元。2002-2007年间，在向中国出口大量原油的安哥拉，中国就豪砸74亿美元用于该国的铁路建设。除了基础设施等建设上的援助之外，中国也没有忘记软实力的输出，在非洲的孔子学院以及孔子课堂就达30个。这些援助，既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更没有经济意义——莫非还能指望这些国家将来回赠中国？又比如，2011年为救助陷入债务危机困境的希腊，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携手提供为期三年总计1100亿欧元的救助，其中欧元区出资800亿欧元，IMF提供300欧元。IMF预计将在星期日将援助方案进行表决。在目前IMF份额排序中，美国作为世界经济老大，份额为17.09%，日本为6.12%，德国为5.98，英国和法国均为4.94%，中国则为3.72%。如此换算下来，美国须为这次救助希腊出资约68亿美元，欧元区总体救助金额则肯定高于800亿欧元，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须付出约15亿美元。中国居然出资拯救濒临破产的资本主义国家，拯救逻辑何在？此外，中国对著名的专制国家——比如委内瑞拉——也有大手笔的援助：近期，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投资，自2007年以来，中国为了保证原油供应，已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亿美元贷款。一方面向西方民主国家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又为传统集权国家提供贷款，我们能看出这其中的逻辑么？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之于全球的援助，估计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出其左右，但收获的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感激和认可，甚至在一些地区引起了民众的反感，认为是协助当地政府侵害民众的利益，在非洲的援助就存在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国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盛行的争议。特别是中国的援助不附加受援国政治体制的改良，一部分独裁者，利用中国政府的援助对民众进行政治迫害和打压，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对这种逻辑混乱的对外援助，中国政府应该要好好反思援助的模式和手段，不要让中国式援助沦为受援国执政者操弄舆论和愚弄百姓的工具，否则对于未来的中国是百害无一利，结果是钱花了，朋友没有交到，反而树立起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