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耸人听闻的中国版QE

实际上，但凡对中国财税改革整体框架与步骤有所了解的投资者，就不难发现，早在去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文件，即43号文中，决策层便已对如何处理存量债务有过明确部署，即地方政府可申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必要时甚至可以处置政府资产以偿还债务。此次财政部周末确认已下发1万亿人民币额度供地方政府用债券置换存量高成本债务，并非紧急决定，也非全新内容，只是落实早前处理存量债务的要求之举。

进一步，谈及中国版QE，由央行直接购买地方政府债务的传言在笔者看来，则更加不切实际。其实，与西方国家退出QE明显不同，如美国财政问题一直是两党的兵家必争之地，欧元区内部并非财政同盟多年来深陷债务危机困扰，日本深陷债务过高困扰。这些国家的财政债务都在GDP的100%左右或更高。相比之下，中国国债占GDP只有20%，加上地方债也不超过60%，中国财政空间仍然很大。

中国明显的问题在于结构性矛盾。比如，不难发现以下奇怪现象，即当前中央财政国债存量较低，截至2014年余额仅为9.6万亿，占GDP比重仅为15%，且同期的国债收益率仅有3.5%左右。可以说，国债存量少、利率低。而与此相对，早前地方政府发行的城投债收益率则高达5%-6.5%，通过影子银行融资成本则达到10%甚至更高。同样是承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成本却大相径庭，恰恰反映了我们制度性的扭曲，关后门开前门是积极应对的改革举措。

笔者曾在2013年8月20日发表的文章《反思“四万亿”恐惧症》以及今年1月9日发表的研究报告《ChinaEconomics Weekly: Three predictionsforlocalgovernment debt》中都提出过建议，中国财政空间充足，未来考虑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以取代地方平台发债也是可行方式之一。

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紧急危机出现，且财政空间较大，由央行出手QE的判断却为不实之词。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央行出手可以在外汇占款放缓的同时，实现基础货币直接投放。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想法更是对中央银行缺乏了解的表现，其实保持央行独立性全球几乎所有央行的共识，且中国的中央银行法也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退一步而言，若要实现投放基础货币的目的，降准也明显更加符合情理。

实际上，考虑到此次购买置换债务的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正如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回应传闻时强调的，这是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契约行为，在此框架下，笔者认为，央行只需根据流动性监测，适时做好货币政策储备如降息、降准应变即可。

总而言之，在年初对地方政府债务严格甄别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此次将存量债务中属于政府直接债务的部分，从短期、高息中解脱出来，变成长期、低成本的政府直接债务，有利于让债务的期限结构、成本与地方政府项目更加匹配合理，既是财税改革的进一步升级，也是防止改革对短期经济造成波动的必要措施，是个利好。

而从长远来看，避免一刀切的处理方法仍是化解矛盾需要把握的思路，与此同时，加快全口径预算管理、信息透明，促进地方政府债务评级等措施仍然是“开前门、堵后门”之际，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与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