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宋福如这样的共产党人点赞

2月4日，河北省永年县广府镇东街村党支部书记宋福如投入220多万元为全村人置办年货，使全村的2880名村民每人领到了一份年货。年货标准为每人12样年货，即2斤带鱼、1只土鸡、2斤猪后座、1桶花生油、20斤东北大米、1斤香油、20斤精粉、10斤饺子粉、1斤糖、1斤瓜子、2斤花生、1.5斤粉条。

另外，宋福如还给村里老人发生活补助金：60-69岁老人1200元；70-79岁老人1800元；80-89岁2400元；9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金3000元。

这是宋福如连续第6年为村民置办年货。因而，他被村民誉为“免费村支书。”

须知，“免费村支书”宋福如的钱并非来自村办工厂（如果这样，此新闻就要黯然失色了），而是来自他个人创办的一个化工公司！换言之，这200多万元钱全是他私人正当所得，而且与村支书的职权无关！

也即是说，宋福如之所以连续个人掏出钱为村民购置年货，完全是一个共产党人、村支书的高风亮节。

笔者认为，《河北1名村支书自掏220万元给全村发年货》一文的最大亮点，并非宋福如富起来后，每年春节时自掏腰包为村民购置年货。而在于这些年，他公司赚的钱，除了留取公司再生产必须的资金外，其余大部分用于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看了这则新闻，笔者不禁想得很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构想——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再次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应当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的战略构想，自有其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也确实先富起来了。但也应当十分清醒地看到：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之后，“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方面，政府也做了各种努力，但成效而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便越发严重——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便日益拉大。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当今中国，不少贫困者从长期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严峻现实已出现——这点，并非夸大其词，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文章，提出当今中国“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还有，“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文章还指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此外，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文章还披露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不少贫困者从长期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现象已出现，贫富差距已向稳定化和制度化过渡，低层向上的流动的通道已被严重堵塞。

其实，《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一文中列举的诸多事实，太多学者或媒体早已再三指出。但具有官方权威背景的人民日报指出这一事实的存在以及严重性，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说明：不少贫困者从长期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严峻现实已出现，贫富差距已向稳定化和制度化过渡，低层向上的流动的通道已被严重堵塞，是事实存在，而不是抹黑或偏颇之论。

客观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实属正常。也有其合理性。这点，纵然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如此。而且，曾经是一个长期难于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然而应当看到的是，近“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这个棘手的历史难题方面，是取得卓有成效成绩的。其解决之道是各个国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这就是：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公平竞争机制、人才上升、流动渠道十分畅通，因而最大地避免了贫困群体阶层固化现象的形成。

而当今中国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恰恰如《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一文所言：市场体系不健全，存在流动性障碍或市场扭曲时，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就难以避免。比如，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不统一，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轨制’运行；资本、土地交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某些领域，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使权力寻租带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都是体制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而政府干预过多等，则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如垄断性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管收入偏高乃至畸高；再如一些人和群体依靠权力资源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极难得到发展机会，陷入长期贫困，就在所难免。

所以，如果上述状况不改变，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现象不但难于抑制，乃至会益发严重。然而，在诸多领域积重难返，在深层次的改革太多困难和阻力的现实面前，多管齐下就势在必然——既要最大程度地从源头上着手解决体制弊端造成的竞争机制不公平问题，而重新警醒、倡导、践行邓小平当年的战略构想也显得十分重要：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群体，带动后进地区和仍未脱贫的地区和群体走上极致富之路。而作为先富起来的共产党人，更应当带头身体力行——这就是“为宋福如这样的共产党人点赞”的用意所在。

近二十多年间，党和政府一直是鼓励、要求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群体，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走上极致富之路的。然而，真正取得较大成效的事例，却并不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所以，政府在下来加大“富帮穷”力度的同时，如何帮，也应当引起高度反思。唯此，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