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新常态谁会胜出？

各位朋友，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是我继出版《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和《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之后，第三本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发展路线图的作品。我在这本书中，试图告诉各位，我对新常态与其他专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预测，新常态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将远远超过邓小平“南方讲话”。我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当然，我的预测以“全面深化改革”成功为前提。

众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新常态。我注意到很多学者和官方机构对新常态所做的阐释，告诉各位，他们都是就现象论现象，并没有抓住新常态的本质。我的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透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一直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单纯是经济制度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市场的本性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和博弈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透过“三板斧”，使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了新常态：第一板斧，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就是所谓的“习李新政”；第二板斧，透过三中全会《决定》，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核心是压缩行政权力，还私权给公民和企业，即所谓的“法无禁止即可为”；第三板斧，透过四中全会《决定》，规范那些被压缩的公权力，以实现所谓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法治目标。

尽管如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依然认为，四中全会《决定》是一个为市场保驾护航的政策。这些就是我在本书导论《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新常态革除旧制度》所阐释的主要观点。不认识到这些，我们就无法理解新常态，也无法判断中国将走向何方。如果“全面深改”取得成功，中共将实现自执政以来的第二次自我革命。第一次当然是邓小平先生主导的“改革开放”。

中国要进入正常市场国家行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看到的是，政府过去一直在做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做市场活动的裁判和监管者，这是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过去出版的《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所以我们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阻碍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旧制度，这就是本书第一篇“革除阻碍改革的‘旧制度’：那只伸得过长的手”阐释的内容。在本篇里，我从国企垄断、权力腐败、金融垄断、政策楼市、土地财政、政府监管失责等方面，说明政府在市场方面越位和缺位的灾难性后果，并以此证明一个由政府操控的市场一定不是一个好市场。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看到了执政者们在2014年连出四中全会《决定》、新《预算法》和“43号文件”三记重拳，以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就是我在本书第二篇“政府出重拳，为市场保驾护航”阐述的内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43号文件”。各位晓得这个“43号文件”有多么重要吗？它将使地方政府彻底丧失投资能力，迫使地方政府从投资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将会得到基本遏制。我预测，“43号文件”将成为厘清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里程碑性文件。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和领会这个文件。这三记重拳是以政策、法律、法规的形式，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非常了不起。关于厘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系统性思考，各位可以参阅我过去出版的《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一书。

既然如此，那么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该用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政府的精力应该放在建立“有效市场”方面，一个没有垄断的市场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这就是我在本书第三篇“有效市场：改革开启攻坚战”要讨论的内容。一个有效的市场应该是破除垄断、公平竞争的市场。在本篇里，我评述了2014年政府在价格改革、电力改革、电信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大动作。为什么说是“大动作”呢？因为这些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未完成的改革，为什么呢？因为难，所以我将其称之为“攻坚战”。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形成新的垄断利益集团的话，我对这些大动作的改革，在总体上给予积极的评价，并对改革的结果持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因为这些改革，是在反腐败的大棒下进行的。

打破垄断的改革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个去除垄断，充分竞争的市场生态，才能真正孕育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我一直认为，调结构、产业升级转型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要做的是，营造出一个“法无禁止即可行”的营商环境，营造出一个“充分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营造出一个保护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本书第四篇“中国产业新常态”要讨论的，就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该如何转型升级。我以互联网、通信、高铁、汽车、电子等产业为例，说明企业转型升级、增加竞争力的背后逻辑，供各位参考。

一个有为的政府，不仅应在国内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而且应该像美国那样，在国际上为本国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格局。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令人兴奋的是，在2014年，我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大手笔布局。无论这些布局的最后结果如何，我都看到了一个有为政府该有的动作。这些布局，改变了我们过去被动接受规则的困局，而是主动亮剑，开创了主动布局、创制规则的新局面。这就是本书第五篇“攘外是为了安内：国际经济新布局”要与各位讨论的内容。

好了，各位朋友，这就是我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背后逻辑的理解。新常态建立的过程也是破除旧制度的过程，这是一条荆棘遍布的道路，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学术助手马行空及其率领的团队，没有他们的资料提供和初步研究，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同时也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研究性的编辑工作，也为本书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