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焕视界向北京推荐几位城市化理论专家

大焕视界：向北京推荐几位城市化理论专家

童大焕—2015年1月26日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2015年1月24日上午开幕。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坦率承认“目前北京的确不是宜居之都”，但“来的人趋之若鹜，控制人口是政府第一大问题。”王安顺提到，现在北京各个产业的就业岗位71.8%集中在城六区，但居住在外面，每天潮涨潮落。其中西城区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2.57万人，不疏解人口，维持城市运转都困难。

王安顺表示，北京“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将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就地淘汰低端、低效、高能耗产业，关停300家污染企业；强化依法管理，推动制定房屋租赁管理条例，治理群租房等。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将多层次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吸引社会资本，打造一批功能定位清晰、配套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良的特色小城镇。他同时表示，“去年我们已经在考虑，严重雾霾时，公车先停，之后再单双号限行。因为对于PM2.5的污染成分已经有定论，汽车尾气还是主要因素。”

北京十五、十一五规划都以严格控制人口为目标，并没有成功，实际增长人口是控制目标的4倍。2014年北京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控制力度，效果也非常有限。统计显示，2014年，北京市关停退出了392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拆除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场36个，淘汰老旧机动车47.6万辆。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5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6.8万人，增量比上年减少8.7万人，增速比上年回落0.5%。

在今天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当下中国以47%的工业化率对应37%左右的真实城市化率，发达国家20%工业化率对应80%以上城市化率，世界平均26%不到的工业化率对应50%以上城市化率；我国第二产业产能各行业过剩率都在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四五十，属于严重绝对过剩）的背景下，通过产业转移或再造带动城镇化的做法，已经基本上是一条死胡同。而像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批发市场一类去年被强行拆迁的服务业商品交易市场，则本身就必须以足够的人口聚集为前提，此类市场搬迁的同时，基本上已经宣告市场的消亡，不可能异地重建成功。在工业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行业创造和创新基本上依赖于一个又一个智慧头脑的彼此合作与碰撞（以人口聚集为前提），此类智力资源，政府控制的能力将越来越小。这一切都决定控制人口不会最终获得成功。

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同一片蓝天下环球同此凉热”的问题，别说是北京郊区县镇，就是河北的污染都会严重影响北京，任何关起门来的办法都不可能杜绝“空气全球流通”问题。把污染产能转移出北京市区，未必能够减少北京的污染，甚至有很大可能，正是由于北京长期以来的人口关门主义使周边人口不能及时转移到北京服务业中来，以及北京周边地区缺乏长三角、珠三角周边一样良好的商业文化传统，导致北京周边被迫长期深陷于污染巨大的工业甚至重工业产能中无以自拔，加剧了环北京地区的污染，也严重妨碍了京津冀地区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与变革。

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人更不应该在同一个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个错误。如果北京郊区尤其是远郊区能够如一些理论家所言的实现“就地城镇化”，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甚至“妻离子散”地跑到北京郊区来，而不会在自己有天有地别墅般的家门口实现“就地城镇化”？这是一个理论和现实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此本人严重建议北京有关方面重新审慎地讨论北京“要不要控制人口、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把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切实解决了，再来付诸行动不迟。否则，行动的执行力会打折扣、效果会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同时，也向北京有关方面推荐一些城市化方面的理论专家，他们分别是：

周其仁，他将告诉人们，为什么应建紧凑型城市，摊子越大回报越差，中国的大城市人口聚集还远远不够；

陆  铭，他将告诉人们，宜居城市不与低密度画等号，区域平衡发展需要大智慧，应科学认识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大城市化比小城镇化更能扩大内需；

李迅雷，他将告诉人们，中国人口正趋向大城市化而非城镇化；

赵  坚，他将告诉人们，就地城镇化是条死胡同，中国应发展大城市群，必须走大城市群为导向集约型城镇化道路；

黄文政、梁建章，他们将就“北京该不该严控人口”作专题报告；

尹  稚，他将告诉人们，城镇化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将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就地城镇化不可能创造就业机会；

贡  森，他将告诉人们，驱赶低素质人口加剧城市病；

张永和，他将告诉人们，反对城市密度的做法必然加剧交通拥堵；

傅蔚冈，他将告诉人们，城市病是个伪命题；

史伦，这位《环美建筑日记》作者将告诉人们，纽约曼哈顿城区是全世界高楼密度和行人密度最大的地方，为什么它却在充满活力的同时，居然充满阳光和温情？

笔者自己也愿意毛遂自荐，我将让过去的历史和事实来说明，为什么中国高密度大城市化潮流势不可挡；我们不能把自己犯下的每次错误，都作为下次犯错的正当理由。比如正是由于反对城市高密度，试图把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导致了产、居、商、学、研等的高度分离，加剧了交通拥堵和城市病。

发表于香港东网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