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奶杀牛”真相

　　继山东、广东、江苏、河南、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曝出奶农杀牛倒奶事件后，陕西近日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据媒体报道，近日身处陕西省内的千阳县新绿奶业专业合作社以及自主经营的牛场负责人将鲜奶倒入飞鹤关山乳业门口的下水道中。

　　对此，飞鹤乳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述公司已经转型生产羊奶粉，而“倒奶”则“让企业付出了巨大成本”。此外，飞鹤关山乳业未与千阳县奶农签订任何协议。针对愈演愈烈的奶农倒奶现象，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谷继承坦言，“直接原因是进口国外奶粉和国内奶源的增加，深层次原因是国内乳制品消费缓慢，供大于求。”

　　飞鹤回应收奶后再倒奶

　　据证券日报报道，陕西省千阳县新绿奶业专业合作社及三家自主经营的牛场负责人，于1月17日将近5吨牛奶运至陇县飞鹤关山乳业。在双方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上述负责人将鲜奶倒进该乳企门口的下水道中。而此前一天，上述负责人将8.74吨牛奶运至飞鹤关山乳业，该乳企在检验合格、过磅称重、付款后，将这8.74吨鲜奶倒进了下水道。

　　飞鹤乳业方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飞鹤乳业收购关山乳业后，明确了企业的转型战略，飞鹤关山将全面主营羊奶粉业务。“去年8月我们已经和合作社打过招呼，将逐步降低牛奶收购，但基于对奶农切身利益方面的考量，我们仍继续收购合作社的牛奶，一直到今年1月15日。”

　　飞鹤相关负责人表示，飞鹤关山按照之前的协议价格收取奶农们的牛奶，但这些牛奶我们不会用于生产，最终还是倒掉，“企业这样做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的。”

　　“飞鹤关山倒奶事件表面上看是由于企业主营业务转型所致，实际上也反映了国内乳业长期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链利益关系失衡等矛盾重重。”一名乳业行业专家指出，为了降低对进口牛奶制品的依赖，当前国内部分乳企正在加快发展羊奶业务，这些也客观上减少了乳企对牛奶的需求量。

　　需要指出的是，飞鹤关山乳业是飞鹤乳业在2014年2月份出资3亿元并购关山乳业70%股份后成立的乳品企业。

　　对于收购关山乳业的初衷，彼时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表示，主要是看好了羊奶粉的未来市场。冷友斌曾表示，国内羊奶粉市场份额大约30亿元，未来，随着国家对羊奶粉加大支持政策，羊奶粉的市场份额也会不断增大。“未来5年内，羊奶粉的市场份额将达到200亿元”。

　　正是看到了羊奶粉这块市场蛋糕，飞鹤乳业在原有牛奶粉为主的基础上，开始向羊奶粉市场进军，而收购关山乳业后，其管理模式也是仿照飞鹤乳业养牛的全产业链模式。

　　飞鹤乳业上述负责人表示，去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企业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条件审查细则》等行业政策，明确规定以全脂、脱脂乳粉为原料的生产企业，应有自控奶源。而飞鹤乳业也正因为其全产业链的可控牧场，得以保持了五十余年的安全生产纪录，并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成为极少数没有污点的企业。

　　因此，去年飞鹤乳业收购关山后，明确了企业的转型战略，飞鹤关山将全面主营羊奶粉业务。目前，飞鹤乳业正在将全产业链成功模式和经验移植到关山，全产业链的产业模式使关山的原奶供应有了保障，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能很好的确保生产需求。

　　而日前曝出的奶农在飞鹤关山乳业门口倒奶的事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飞鹤关山乳业主营业务方向转换，所需的羊奶原奶与目前市场上供给的牛奶并不匹配。

　　对于奶农倒奶事件，飞鹤乳业表示，公司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与政府、奶农们的合作，密切关注着奶农们的切身利益。在黑龙江当地，飞鹤一直积极努力，为缓解和减少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奶农们的风险及压力进行尝试。在未来，飞鹤也希望能够将公司过往的成功经验移植到陕西，为当地的奶农提供就业机会，或者通过其他方式的合作，保障奶农们的利益。

　　另外，对于飞鹤关山乳业目前与奶农之间的摩擦，上述飞鹤乳业相关负责人称，自飞鹤乳业收购关山乳业后，公司去年8月份就已经与当地的合作社打过招呼，将逐渐降低牛奶的收购，但基于对奶农切身利益方面的考量，其仍继续收购合作社的牛奶，一直到今年1月15日。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按照关山乳业之前的协议价格收取奶农们的牛奶，但这些牛奶我们不会用于生产，最终还是倒掉。”上述负责人表示，企业这样做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尽量减少奶农们的损失。

　　在乳业资深研究员宋亮看来，飞鹤乳业在黑龙江没有发生奶农倒奶事件，因为其黑龙江厂是一类企业，对奶源的控制非常强，而飞鹤关山乳业属于三类企业，在奶源控制方面相对较弱，但是发生倒奶事件后，不要一味地指责企业不作为，还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企业和当地政府也要积极的拿出有效的办法来减少奶农倒奶的发生。

　　众所周知，飞鹤乳业在东北有自己的生产基地，那么陕西的牛奶能否加工成粉后运到东北加工成奶粉呢?

　　飞鹤乳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飞鹤收购了关山乳业，但是飞鹤关山乳业在财务和运营方面还是独立的。而这家公司未来将逐渐放弃生产牛奶粉。“飞鹤奶粉是采用湿法工艺直接将鲜牛奶加工成奶粉，如果将牛奶喷粉后运到东北，与东北工厂的技术工艺不相匹配。”上述负责人如此表示。

　　而对于目前发生在飞鹤关山乳业门口的奶农倒奶事件如何解决，上述负责人表示，“在政府的多方协调下，目前奶农们已经开始把牛奶送至当地的乳品公司飞天乳业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实际上，飞鹤关山乳业面临的奶农倒奶一事与企业转型生产羊奶粉有关。但是，发生在整个乳品行业的倒奶事件还在继续。在国家要求乳品企业奶源可控的政策要求下，越来越多的大型乳品企业早已着手自建奶源，这些奶源一旦上线供应，那么对于小且散的奶农来说，还将面临有奶无处卖的问题。因此，政府、企业和奶农应该拿出有效的措施，为此次“奶剩”找到好的解决办法，让倒奶事件不再重演。

　　党报称一些观点是错误的

　　很显然。持续发酵的“倒奶杀牛”风波正在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热议的焦点。

　　据新华社报道，2014年下半年以来，多地牛奶价格一路走低，生鲜奶收购价从高峰时的每公斤6元，腰斩至当前的每公斤3元多，局地散户牛奶“比矿泉水还便宜”，多地奶农为此无奈“杀牛倒奶”。而让“杀牛倒奶”逐渐升级的是，多地乳品收购企业不履行合同，导致奶农损失惨重。

　　据报道，华北某农业大县已有7家奶农合作社因此倒闭，影响上百养殖户，直接损失已达数百万。

　　之所以如此，按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谷继承的说法，“直接原因是进口国外奶粉和国内奶源的增加，深层次原因是国内乳制品消费缓慢，供大于求。”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指出，乳品行业主流的“企业+农户(合作社)”模式有很大弊病。“原奶过剩时，企业压价、调高标准，奶农只能甘受损失;原奶一紧缺，不排除个别奶农掺假，撕毁合同，高价卖奶。这就形成了没有信任的‘互坑’关系。”

　　对此，《人民日报》经过调查后，援引专家的做法建议，在生产环节方面，应从四个面来着手：引导养殖小区向规模牧场转型;积极扶持奶牛大户、联户经营、家庭牧场等经营主体，提高奶农组织化程度;既要巩固和发展北方优势产区，又要推动南方奶业发展，缓解北奶南运的矛盾。而在加工环节方面，首先要优化产品结构，其次是要让企业布局和奶源相配套，提高产品质量。

　　与此同时，腾讯今日话题的文章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要为散户“倒奶”承担责任。

　　比如在河北等地，地方政府除了热衷发展奶业，“亲自”为奶农引进奶牛，一方面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养牛考核指标，另一方面是买牛过程有回扣。“既然你政府出面支持、鼓励买牛，出现风险，散户自然就会找到你头上”。还有一点，奶业发达国家有完善的保险制度保障奶农利益，国内奶牛保险几乎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倒奶”事件发酵，“倒奶”在舆论场中部分演变成“主义之争”。1月13日，《内蒙古日报》刊发一组5篇文章称，对于“倒奶”，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有现象。然而，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1月19日，《人民日报》加入讨论。

　　该报官方微信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奶业实际上已经是个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以分散的中小企业为主，各类资本争相竞逐，与其他国家、地区别无二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国产品牌的没落，特别是“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难散，国外奶源质优价廉的直接冲击。但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批判了把危机归咎于“个别经济现象”的错误论调，这次仍是市场经济之殇。

　　文章称，综合诸多事实看，无论发生“倒奶”的市场诱因，还是缓解“倒奶”的政府行为，都没什么“主义之争”，都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过程，无需大惊小怪。如果探寻更优的出路，就要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之外去看。文章提出，当初“社会主义”写在“市场经济”之前，就是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一则，发挥好国有企业的作用，奶业中的国有资本不少，可直接服从国家宏观调控，承担社会责任;二则，发挥好战略规划的作用，现在不搞指令性的计划，可是行业专项规划的有序引导，依然需要强调。

　　《光明日报》1月13日刊发的文章也持相同看法。文章认为，细加研究就会发现，当下的奶农“倒奶”绝非百姓“没钱买奶”或社会消费能力不足所致，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不同。从根本上说，今日的奶制品滞销，是一种市场竞争带来的转型期阵痛。

　　事实上，2002年，南京、成都、郑州等地也曾相继发生“倒奶”事件。新华社当时的报道称，前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司长李易方研究之后认为，这只是一种季节性、区域性过剩现象，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将牛奶倒入大海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而在宋亮看来，倒奶现象，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原奶价格远高于国际并且两者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长期来看，国内原奶的高价将成为抑制奶牛养殖健康发展的根本障碍。但国内原奶价格劣势是阶段性的，它是中国养殖业现代化转型必然经历的过程。

　　2004年以前中国原奶价格总体低于国际平均，2008年前与国际水平相当。当时小农养殖的产业组织模式具备较明显的经济性，饲料自给能力强且价格偏低，人力成本忽略不计。因此，过去中国原奶是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实力的，但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设施落后，养殖加工利益矛盾突出，随着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传统小农养殖体系完全被瓦解，并由此开启中国奶牛养殖转型之路。

　　这些年国内原奶价格高涨，并高于国际，表现为饲料、人工成本上涨带来的。但形成根本原因有三：

　　一是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等产业组织模式发展滞后，养殖积极性严重挫伤，奶源供应不能稳定。产业组织模式现代化发展，有助于提高养殖户市场地位，增强博弈加工企业能力，有助于提升养殖积极性，从而为实现与加工形成专业分工、合作互补，利益分享、风险分担一体化发展的合作模式奠定基础。

　　二是转型发展带来的产业链“系统性”成本高，主要表现配套的饲料、防疫、挤奶、配种、运输等没有形成很好规模，布局结构不合理，防疫体系分散不统一，没有与养殖同步发展。

　　三是规模化发展方向偏差。万头以上大规模养殖，因为饲料供应半径过大，集中饲养带来防疫、粪污处理等问题，是典型高投入高产出，而大规模牧场高奶价成为国内原奶价格整体上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