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多元下如何博弈

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我们发现很多贪腐官员其特点就是为了自身或自己集团的利益，公权私用，无所顾忌。比如最近披露的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案。杨某以江苏省交通厅办事员起步，仕途本无背景，但在攀登权力山峰的过程中，这反倒加剧了他想要“借力”的欲念。他先是想“抱”某前任中央高官未果，而后在主政无锡期间，盯上了出身该市的“大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杨卫泽先是巴结上了周永康的弟弟、当时的无锡惠山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周元青，后来由他引荐到北京去见了周永康。该消息人士介绍，“见了大哥以后，周元青介绍杨卫泽说，‘这是咱们无锡的父母官’。然后周永康也就是跟杨‘客气了客气’。”周永康后来一看，说‘哎，这个小子不错的’。两人就这样建立起了关系。”“结果杨回到无锡以后大动干戈，不仅叫停了对周的老家厚桥镇的大肆拆迁、保住了镇名，同时还把西前头村打造成了明星村庄。也因此，杨卫泽在其政治生涯中屡次涉险“过关”。这个案子典型地体现出一些官员为自身利益主动抱团，而与此同时因为没有能够与其对等的利益集团对其进行牵制制约博弈，所以在他们以权谋私的过程中，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这种单边的利益获取，有时甚至是以血腥的方式进行。比如同样跟周永康有关的四川巨富刘汉，就因为与另一个东北富商袁宝璟有利益争夺，先是对方于1997年2月1日晚指使杀手在跟踪刘汉数月后，在广汉市最好的酒店西园宾馆设下埋伏，待刘汉从西园宾馆出来时，近距离向其开了两枪。幸免于难的刘汉旋即动用关系，将袁宝璟送入大牢，并于2005年由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这些例子都说明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中，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开的博弈平台，结果只能导致权力滥用甚至刀光剑影。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形成了利益多元局面。在这之前，中国不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原因是：首先，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而且价值观也是集体主义取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所以，代表局部的狭隘利益的利益集团不应该也不容许存在；其次，尽管事实上国家未必能真正使全体公民的利益同时得到满足，也就是说，个人以及团体的利益仍有待自己去争取，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以及每个群体的利益分配都是由政府严格控制，每个人每个群体的利益分配由政府严格控制，其利益只能通过行政组织系统的“正常渠道”反映，或者在计划会议上进行激烈地讨价还价，但作为利益主体，公开独立地争取利益，则被认为是一种“非组织活动”，甚至是非法活动。 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分配由上级决定和调节，不允许采取公开利益冲突的方式。而中国渐进的改革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利益集团的形成。

首先，改革的起点是放权让利,培植增量。放权让利隐含着承认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即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培植增量则造就了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的新社会阶层，尤其是个体私营及外资经济相关阶层。其次，改革的取向是市场体制，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必然会培育出多元的利益主体，并且使得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实现更加依赖于自身。在这种背景下，原来计划经济下“自在的”利益群体，日益变为“自为的”利益阶层。各利益阶层中的人越来越意识到集团内部利益的共通性，以联合方式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从而为利益集团的形成奠定了条件。因此，中国今天存在众多利益集团：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消费者和生产者，房主和租房者，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各级政府，环保人士，军队，老人和年轻人——这些例子不胜枚举。

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最大的好处是社会变得更加稳定。由于各种利益彼此紧密关联，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支配其他利益集团，任何利益集团都没有在不面临其他利益集团反对的情况下单方面促成变革的权力，而且任何利益集团都没有过多扰乱这个平衡的愿望。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任何变革都必须或多或少地通过民主协商来努力争取达成。变革只能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发生。

利益的多元，必然导致权力多元。这些多元的利益与权力如何共处均衡发展，就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他会面临许多问题，但其中没有一个是法律问题。如果再加入一个居民，那么就可能会产生冲突了。暴力是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但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果使用暴力，我们小小世界将溯回为一人世界。另外一种更好的、而且是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发现了的解决方法是:使用一套明示或默示的法律规则。也就是说，当各方愿望发生冲突时采取合理、和平的方式来决定各方必须做什么以及如果他拒绝这样做应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这种解决方法就是博弈。博弈的本意是下棋，但在这儿的意思是：在一定条件下，遵守一定的规则，一个或几个拥有绝对理性思维的人或团队，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从理论上说，博弈论可以用于任何多主体之间的策略行为，当所涉及的人数很多时，博弈均衡就趋近于一般均衡了，博弈论是比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更普适的方法。博弈论的优势使得它在法律上的分析具有更多优势，法律博弈论正在成为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主要原因有:首先，交易成本是法律经济学的核心，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其次，法律博弈突破了市场本位，将“制度能使参与人的行为在追求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保持内在一致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评判标准;最后，博弈论在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包含进了整体主义的因素，做到了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不同方法论的辨证统一。

   要之，所谓博弈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为自己利益进行讨价还价，最后形成双赢的解决方式。博弈需要法律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博弈的平台，这就是议会。这个平台所以能够成为平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能真正代表其利益集团的基本诉求。比如说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是按照人口比例选的，参议院是每个州两个人，它显示了对地方力量的尊重。美国的州有州旗、州歌、州花，州宪法，州议会，国务卿之外还有州务卿，地方的力量非常之大。议会的运行经常靠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不只是地方的自治组织，而是某种特定的利益群体，比如我们都是这个教会的成员，或者我们都信仰基督教，我们都是农民因而有共同的利益，等等。这样一种东西会在议会里形成一种多元化的利益博弈。议会政治能够运作起来，是靠这种具有组织形态的力量，不是靠一群原子化的个人。当然，要能真正进行有效的利益博弈，议员必须真正具有代表性。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国会议员与选民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五种关,即奉行向“选民负责”的理念,重视代表性;规定议员资质,提高代表性;采用竞选方式的直选,获得代表性;密切与选民的双向沟通,保持代表性;提供物质条件,保障代表性。

  许多年来，我们对美国这种不同利益集团通过议会博弈来兼顾各阶层利益从而引导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方式嗤之以鼻，认为其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狗咬狗”的历史，实则不然。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选择了合作的正和博弈显证之路，才使得美国遭受避免了欧洲大陆革命过程中的巨大破坏力。因此，美国宪政之路较欧洲大陆国家，是一条成本较低而且便捷的宪政之路。社会是由有着不同利益和不同行为方式的各阶层组成，就我国而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可以分为利益不同的十个阶层。在体制不完善、矛盾突出、人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当下，如何协调好不同阶层的矛盾，成为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美国的社会制度、基本国情虽于我国差距较大，美国宪政发展模式也自有其特点，但建立使各阶层充分博弈的平台，使各方都能够在宪政的框架之下平等的博弈，并将博弈向正和博弈的方向上引导这些美国宪政史上的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吸收，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宪政、正视宪政中的博弈，在博弈中维护利益，在博弈中学会妥协，在斗争中寻求合作，避免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的巨大破坏力，努力追求正和博弈，通过博弈实现“共赢”。

   1月5日，李克强在广州召开外向型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有企业提出在对外贸易中屡遭一些国家不公正待遇。李克强表示，你们要把一些普遍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我也会在国家间谈判和政府磋商中直接提出，哪怕是小企业碰到的各种不公正待遇。政府为企业争利就是为国家谋利！这实际上就是对小企业参加博弈维护自己权益的支持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