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风险之下的平衡方略

(赵晓 陈金保)

新的一年开始了，如何让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走得更稳更好？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不必再担心中国经济会垮掉。2014年结束的时候，这一轮呼啸而来的“楼市崩溃论”、“中国式金融危机论”以及“中国经济崩溃论”应该划上一个何止符了。2015，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航程。

2014年，在政治上，强力反腐不仅传递出了中国新一代领袖锐意进取的决心和意志，更显示出其坚实、强大的执行力；同时，决策层还明确了“依法治国”的大方向，使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得以落地。到此，低调的“中国式政治改革”事实上已经启动且前景看好，“法治中国”有望为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确立顶层设计之保障。 

在经济上，2014年政府面对经济下滑，仍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主线，不仅大刀阔斧促改革，努力简政放权，逐渐打破垄断；还果断发布了国务院43号文，规范地方债务行为，使得地方债从灰色转向透明，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转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不规范转向规范，从行政转向市场，从无风险管理转向管理管理。地方债改革的重大意义实不亚于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国式金融危机的大患可以说已去除大半。 

谈虎色变的房地产风险也正在回落，“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初显成效。尽管有人信誓旦旦地放言2014年中国楼市将崩盘，但2014年却有惊无险地过来了。 

失败的预言或许并不在于论者一以贯之的看空立场，而在于对市场缺乏精准判断。数据表明，当前中国住房价值量总体实际上仍处于相对合理水平：首先，从住房价值量和GDP对比看，中、日、美比值分别4.1、5.3、2.5倍，中国在美日之间，若谈崩盘，日本应该再一次崩盘且崩盘在中国之先；其次，中国房价过去十年涨幅实际上亦未大幅超过其他国家：2000-09年间，中国住房均价上涨134%；相比之下，日本1960-69年间房价上涨287%；再次，中国城镇化率刚过50%，住房需求量每年仍在10亿平方米左右，而其他国家房价大涨期间，其城镇化率都远高于我国当前水平。 

截止到2014年11月份，13个城市新房去化时间16个月，已较前期下降。2014年前10月，300城市住宅土地成交建筑面积同比下降31%，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6%，2015新增住宅供应势必减少。 

考虑到库存去化，新增供应养活以及渐显的降息效应，这一轮的房地产崩盘的警报也已经解除，预计2015年下半年新增供应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不足的压力。嫌啤酒中泡沫太多，可以去掉泡沫，也可以增添啤酒。人家以危机去泡沫，中国人不妨用发展添啤酒。殊途同归代价却更小，何乐而不为哉？！ 

去掉了金融危机和楼市危机的大患，又以法治改革打破利益阻挠，通过实现“人”的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再加上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保驾护航，“中国崩溃论”可暂时闭耳不听了…… 

这很不简单！中国高速增长30余年，迄今为止避开了泡沫危机和金融风暴，这绝对是奇迹，胜过了当年的优等生日本及“东亚四小”。 

遗憾的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楼市危机与地方金融危机是人人关注的两大显性危机。除此之外，另有两大相对隐藏、国家几乎未曾设防的风险：其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下滑导致的经济烂掉的风险；其二，是以及人口红利快速消退、未富先老导致的经济活力丧失的风险。这两大“暗箭”，现已向中国经济射了过来，2015年，不得不全力防范。 

全要素生产率风险指的是增长全靠投入而效率很差，从而在投入耗尽后经济突然崩溃。典型例子是前苏联和东亚。他们都在高速增长后突然崩溃，皆因全要素生产率出了问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高峰在80年代和90年代，进入21世纪后逐渐滑落，并有统计结果表明，在2010年后甚至快速下滑到了负增长的水平。这是笔者非常担心的风险。中国经济的下滑有人说是常态，也就是该下滑了。但研究表明，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85%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有关。中国经济增速换档，全要素生产率由正变负，实在是最深层的原因。 

未富先老的风险是指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的经济活力下降。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能保持经济活力，更不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等收入。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30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在16000美元才告别高速增长。我们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增长就要换档，原因何在？当前中国60岁人口已占了大约15%， 2020年预计将超过20%，2013年甚至可能到四分之一，中国曾经的人口红利突然变成了今天的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而言，人口负债是很沉重的负担，这也是当年日本经济崩溃的真正元凶。 

中国的经济增长能跑过老龄增长吗，我们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中国梦是梦还是能变成现实？未来十年，一切将见分晓。而2015年的破局，相当重要。 

2015年后的中国经济政策该怎么定位？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主张从供给侧发力，大力改善供给，实施经济结构升级。也就是主张以改革促发展，比如打破垄断、搞活市场、给企业减税等等。二是主张从需求端发力，适当刺激需求，帮助经济渡过难关。也就是主张要保增长，比如呼吁降准降息、加大政府投资、松绑房地产调控等等。究竟哪种观点正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美国70年代的“滞胀”历史。从1970年到1983年，美国“滞胀”13年。经济学上的“滞胀”是指增长停滞、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现象。后来的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处于低潮、出口贸易份额下降、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是美国经济“滞”的根本原因，而以赤字为主的扩张式财政政策和以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双双“失灵”是美国经济“胀”的幕后推手。 

对于“滞胀”问题的解决，当时美国的经济学界有三派主张：供给学派主张增加供给来抑制成本上升；凯恩斯需求学派主张刺激需求先解决“滞”的问题；货币学派则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问题，所以主张先调整货币政策的目标。美国政府实际采取的措施又是什么呢？美国政府当时没有单独接受某一派的学说，而是兼蓄并举，综合了各个学派的主张：以凯恩斯的需求理论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以供给学派的减税和放松市场管制来促进科技创新；以货币学派的总量控制来稳定货币市场。最终，美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再次领先于世界经济。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当下，美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促改革与稳增长，改善供给与拉动需求，并非绝对的对立或者谁对谁错，二者都很重要、可以平衡、统一吸纳。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促改革”，一面是“稳增长”。具体说到哪面分量重，哪面分量轻，笔者以为，这绝无定论。一定是要看具体情形的，经济下滑时，可能会倾向“稳增长”多一点，经济企稳时，可能会倾向“促改革”多一点，这也是新一届政府一直强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和审慎性。 

据此，2015年，在促改革与稳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应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只是笔者以为，相较于过去的2014年，2015年宏观调控可能偏向于“稳增长”会稍多一点。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现有的改革大多只是刚刚起步，要想在2015年就见到明显的改革红利不太现实，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的压力仍然较大，出于“保底线”的需要，诸如降准降息、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保增长”措施仍应陆续出台。第二，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和经济放缓可能会使得中国的经济风险过早暴露。例如，地方债的改革有利整体风险消除以及长远中国经济发展，但在短期可能会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增长动力甚至消极怠工，如何确保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不衰减是一个新的课题。再比如，2014年以来，高杠杆水平的企业部门的偿债能力因利润暴跌而承压，企业的违约风险可能会传导至影子银行业体系和正式银行业部门，为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合适的流动性和一定的经济增速就很有必要。第三，在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期，目前中国还没有找到替代传统增长模式的更好模式，而改革正是拿传统模式开刀，如果下刀太快太狠，转型没有成功，企业就死掉了一片，这是得不偿失的。 

综合来看，对中国而言，放弃促改革肯定不应该，但放弃稳增长也是万万不可。所以，具体点说，2015年的经济增速目标或可以定位于7%。既稳增长，又促改革；统筹兼顾、长短平衡；以此继续向未来全面转化。路，并不可走；但只要有路，就要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