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遗产税更紧迫的是什么

乐居周刊社论 刘长杰

遗产税的消息如同一阵风，随着刘桓的一纸声明，很快就消失了。

国庆节前，国务院参事刘桓透露，征收遗产税已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这是业内专家首次肯定遗产税进程，尽管其节后发表声明辟谣，称自己“五个没有”——没有参与三中全会的前期准备工作、没有接触过全会文件、没有接受过采访（9月以来）、没有发表过相关论文、没有审阅过新闻稿件，但“征收遗产税箭在弦上”对社会形成的巨大冲击力，一个多月以来持续热络的争议和民调，应该是多方始料未及的。

刘桓辟谣后，报纸没有反驳，刘桓也不追讨，双方好像有所约定一般陷入沉寂。

在逻辑上，刘桓声明和媒体所报，必定一真一假。不过，假如这位税务研究院副院长所说为真，即他没有发表过任何相关论文，那就算把时限上溯到9月以前，媒体当他是专家前去采访而试图为读者解惑，同样是缘木求鱼。

刘桓到底说没说，报道到底真不真，我们已经不感兴趣，因为征收遗产税乃大势所趋。从各国征收情况看，二次分配、鼓励创业等坚硬的理由，需要推出遗产税。而在中国，很多人甚至把均贫富、增加财税收入、增加公益性基金等一应目标，也作为推出遗产税的理由。

尽管肩膀稚嫩的遗产税根本无法担此重任，也没有能力“治国、平天下”，但推进遗产税立法的工作一直在政府的议程之中，遗产税也从未远离我们的视线。1997年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开征遗产税，2004年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2010年又对《草案》进行了修订和补充。2012年11月深圳市传言试点遗产税，后该市市长现身指称这一传闻并非事实。

今年2月，国务院转发《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四部分第15条明确：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显然，政府遮遮掩掩的背后，遗产税秘密疾行是不争之实。在这种情况下，再以国外为例争论遗产税是否该征、是否合理似无必要。政府当下关注的是何时推出、怎么征收的问题。所谓“适当时期”就是恰当时机，而恰当时机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只要去找就会有。至于民众普遍关注的起征点，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数字游戏，无关要旨。

10 月23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称，我国应该尽快征收遗产税，最好十二五就开征。这是继刘桓之后，又一个宣称找到“恰当时机”的研究者。

其实民众关注的焦点同样是这两个问题，只不过在趋利避害的潜意识下，大多数都希望开始征收的时间越往后推越好，起征点越高越好。

在这样的深秋，刘桓的爆料和迟福林的发现，都不是一阵过耳轻风，而是一场秋风。遗产税也不再是一纸刍议、一句谣言，它已经变成楼上的那只靴子，树丛后的那名交警，摄像头另一端的那双眼。

身为民众中的一员，除了关心同样的两个问题，我们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征收遗产税的条件是否具备。我们认为如下所列问题，解决哪一个都比开征遗产税更紧迫、更优先：

严格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公共财政支出透明，结构性减税及税制改革，建设更普惠、更有力的社会保障系统，官员财产公开，“三公经费”公开，慈善、信托基金立法。

政府尤其需要高度注意这样两种正在蔓延的社会情绪：一、遗产税就是“你死后一切归政府”；二、遗产税就是以“劫富济贫”的方式调节社会贫富差距。

从这个意义上看，效率与公平的历史性选择，同样从未远离我们的视线，它一直在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