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美国危机常态化

防范美国危机常态化

——“盛世微言”系列之八十七

程实

（经济学者，公众号：shihuashijing）

2013年10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法案，结束政府关门，上调债务上限，此前，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已先后投票通过了该法案。尽管10月以来，政府停摆和债务危机风声鹤唳，国际金融市场风雨飘摇，但正如笔者在本报10月9日的文章《美债违约：假威胁敲响真警钟》所指出的，美债违约本身就是“不可置信”的威胁，所谓危机最终还是变成了一场风声大雨点小的闹剧。

在美债危机的假威胁逐渐淡化之时，笔者却想强调，危险并未远去，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重新回顾并审视此番美债危机的演化过程，从中吸取经验，并准确定位真实的危险所在。根据美国两党在最后关头达成的协议，问题只是被延后，尚未根本解决，债务上限问题被延至2014年2月7日，政府关门问题则被延至2014年1月15日。那么，很明显的，2013年10月的债务危机刚被化解，2014年新的财政悬崖危机又在悄然形成。

如果再回顾2008年以来的整个历程，美国可谓“一年一危机，岁岁不安宁”，2008-2010年是次贷危机，2011年8月遭遇美债危机，2012年岁末邂逅财政悬崖，2013年10月又碰上新美债危机，2014年则又要面对新财政悬崖和QE实质性退出。美国危机就像打地鼠游戏，这边刚被打下去，那边又冒将出来，前赴后继，延绵不绝。在美国危机的轮番冲击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丛生，国际金融市场则波动性大增，新兴市场在颠簸中的前行更趋困难。

如此背景下，特定的某个危机可能并不关键，新兴市场需要重点防范的，是“美国危机常态化”的潜在趋势。如何防范？建议有三：一是要合理甄别危机的可置信度。美国危机的根源性风险有两种，一种是政治风险，另一种是市场风险。美国是一个多民族、未经历过封建时代的移民大国，近二十多年来，美国政治力量分布呈明显的分散化态势，中间派和模糊派的力量不断扩大，坚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占比不断下降。政治结构变化导致共识达成更趋困难，两党为维持支持率则不得不在重要问题上保持强硬政治姿态，这导致主要经济问题受到广泛争议，政治风险呈上升趋势。但恰是由于政治力量具有分散性，美国两党在涉及美国根本利益和重大命运的原则问题上又不敢真正强硬。这种两面性导致美国政治风险虽然广泛存在并经常激化，但真正演化为实质性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而市场风险则不同，它往往由市场非理性行为的长期积累所致，且经常处于政府干预力量的能力范围之外，其演化为实质性危机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二是要注意观察市场选择而非媒体风向。金融危机并非不可观察，一系列敏感指标是衡量风险恶化程度的重要参考，例如TED利差表征流动性风险，VIX指标反映市场恐慌程度，主权CDS息差衡量债务违约风险。受人类短视本能和媒体眼球效应的影响，新闻对风险事件的报道总是有夸大之嫌，观察市场选择则会更加清晰地洞察风险的实际威胁大小。在2013年本次美债危机中，VIX指标变化幅度并不十分大，作为美债避险需求替代选择的黄金价格也未见明显上涨，美国主权CDS息差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幅度也不大，市场变化已经暗示，尽管评级公司在发出威胁，但市场对危机真实性其实并不认同。在美国危机常态化趋势下，未来新闻上的“美国经济崩溃论”还将层出不穷，理性屏蔽媒体干扰，从市场行为中读懂风险信息，才不会上蹿下跳，在亦真亦假的危机威胁前乱了方寸。

三是要以我为主做好理性应对。本次美债危机发生后，市场评论五花八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重要的是关注自己。FT的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应废除债务上限，这一建议表面上一劳永逸，但美国精神的重要一面是权力制衡，债务上限就是对财政权力的制衡，很难会被美国抛弃，指望美国“改变”来彻底化解危机常态化的危险，本质上不切实际。应对美国危机常态化，新兴市场一方面需要淡然处理单一危机，美国经济依旧是全球经济领头羊、美元依旧是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美债依旧是全球避险需求最大体量的容纳池，在单一危机前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反而可能会导致假威胁被挤兑成真危机，并给自身带来较大危险。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应稳健推进“去美国化”进程，加快内生增长模式的建立，减少对一切外部因素的增长依赖，自然也就能减轻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此外，在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进程中，要格外重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能力建设和深度扩展，唯此才能更少地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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