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

别让“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是对市场机制的形象比喻，又称“无形之手”。首次出现在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指出：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他在真正出于本意追求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利己动机”基础之上的。因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人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由此而来。而且，正是由于人人都有的“利己”动机造成了“利他”的善果，人们因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利益。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看不见的手”使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了起来。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每种商品的供给自然地接近其有效需求，使市场象一架构造极其精巧的机器一样灵活运行。

　　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其中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

　　市场机制就是依据“经济人”理性原则而运行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对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生产和销售决策。

　　自从亚当·斯密发现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来，全世界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使最近200多年创造的总财富比人类过去5000年创造的总财富还要多。正是因为有了“看不见的手”，任何人在经济活动中都应该遵循经济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它的惩罚。事实证明，凡是服从“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国家和人民就更富有，凡是不服从“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国家和人民就更贫困。

　　“看得见的脚”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形象比喻。自由市场经济虽然是迄今为止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但是市场也有失灵的地方，所以，要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得到长期健康的发展，政府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发挥“看得见的脚”的作用。

    让“看得见的脚”发挥最大作用的方式就是让它去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让它去踩住“看不见的手”。宏观调控是指国家通过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去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而不是具体地去调控哪一家公司，去管制哪一种商品的价格。

　　当我们刚刚享受到“看不见的手”给我们带来极大好处的时候，却总是有那么一只“看得见的脚”试图踩在它的上面，并且，每一个这种动作常常被政府称为“宏观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直接的最大“作为”就是“不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公平和提供企业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比方说：义务教育、环境保护、公路建设、河流治理、防灾救灾、基础科学研究、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在和平时期，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护产权以及维护市场的交易规则”，而不是直接去办企业和去干预企业的价格。政府直接去干预企业价格的做法，就是用“看得见的脚”去踩“看不见的手”。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与政府想为人民服务的初衷背道而驰。

　　我曾给“有生命力的企业”下过这么一个定义，企业是“以发现顾客的潜在需求为起点，通过行家的经营管理活动，达到一定的规模效益，能不断地为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的一个组织”。

        所以，作为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不断去发现顾客的潜在需求，如果一个企业的“发现”是顾客最需要的，那它肯定能获得暴利。它获得暴利的理由是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市场的需求。让企业能够获得暴利的市场价格也是在给市场的其他企业发出价格信号，希望更多的企业来生产这种商品。只要生产这种商品的企业越来越多，“暴利”就慢慢变成了“薄利”，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而越来越高。当市场不需要那么多某种商品时，市场就发出让某些效率低下的生产者“亏损”的价格信号。只要某个生产者长期亏损，他就一定会退出市场。让他退出市场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资源的浪费。所以说某个企业只要能长期获得暴利（垄断企业除外）就说明它对社会贡献最大，某个企业长期亏损就说明它浪费了太多的社会资源。

　　作为一个办企业的人来说，“发现得好”比“做得好”更重要。但要去“发现得好”是靠市场的价格信号来帮助的，如果价格信号被人为地扭曲，那企业就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作为一个明智的政府，就不应该因为苹果公司获得了暴利而去管制它的价格。

　　为了能不断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政府就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去生产有暴利的商品。因为每发现一种有暴利的商品就是发现了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需求，当然这种暴利必须是在非欺诈和公平竞争条件下获得的。

　　但我们的政府因为受长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经常“好心干坏事”。发现某种商品价格上涨过快时，不是去把价格的上涨当作一种优化配置资源的良好的价格信号，以引导更多的生产者来增加该种商品的生产，而是去实行“价格管制”。没想到实行价格管制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进行价格管制后，正确的价格信号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了，管制价格的实际结果就是暗示更多的企业不要来增加该种商品的生产。所以，实行价格管制往往会造成那些商品更短缺，价格有可能因管制而上涨得更快。当然，在严格管制条件下的很多价格上涨会采取“变相”的方式。

　　从2006年以来政府对房价上涨采取的调控手段，到2007年兰州市物价部门对牛肉面的限价（凡兰州市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售价不得超过2.5元，小碗与大碗差价为0.2元，违规者将严厉查处），还有2007年商务部对猪肉价格采取的平抑措施，都是属于典型的让“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的价格管制，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房价上涨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供不应求引起的，任何商品在供不应求的前提下都会涨价。供不应求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化、工业化造成的城市人口增加。第二是因为政府对土地的管制。第三是因为很多在未来几年准备买房结婚的人看到过去的10年房价大幅上涨了，担心在未来还会这么快上涨，所以现在就提前买房。房价本来是不会涨得这么快的，正式因为这部分人提前买房才造成了市场提前更加供不应求，所以房价提前涨了。而如果这些人不提前买房，房价是不会这么涨的。第四是因为投机需求的增加。

要解决供不应求的最佳途径就是“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就是调控购房的信贷规模和抑制过度投机。此外别无他法！但2005年以来，政府出台的大部分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都是在“限制供应”和“增加交易成本”。限制供应使市场更加“供不应求”，而在“供不应求”的前提下，政府对“二手房交易增加的税收”必将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所以，现行的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政府“对二手房交易增加税收”都只会推动房价的进一步上涨。

比方说，政府一方面把进入建筑行业和成为开发商的门槛越提越高，使很多中小型的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办法生存，使房屋的供应量减少。

　　第二点，国家对土地严格管制，也使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了。

　　第三点，限制二手房的交易也进一步减少了供应量。

　　政府如果真想从根本上遏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那就应该引导市场、加大供应、抑制过度投机。政府不想办法改变畸形的供求关系，不从自身找原因，却去拿开发商开刀，实在是本末倒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和“利润”与“成本”和“使用价值”不一定“正相关”，往往“供求关系”对“价格”和“利润”的影响更加重要。特别是当某种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和严重“供过于求”时，价格跟成本就有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价格是“优化配置社会稀缺资源的最好工具”。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没有市场所以也没有真实的市场价格，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不是由消费者真实的需求来决定，而是凭领导者的感觉来决定，由“权力”来决定生产。所以，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了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剧。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有了“真实的市场价格”，企业应该优先生产什么商品完全应该由“是否赚钱”来决定。如果一个行业存在暴利，绝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商家“奸诈”，而是因为社会最需要；如果一个行业存在大面积亏损，说明这个行业很多的企业应该改行。能获得暴利的企业是因为它做了最应该做的事（垄断企业除外），亏损的企业是因为它做了最不该做的事。就那么简单！

　　中国加入WTO已经10多年了，我国正在努力向市场经济国家过渡，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一再要求对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上述的“管制行为”是与WTO精神背道而驰的。

　　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规律，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微观。政府既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对照这些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对市场价格的管制是大可质疑的。“买卖自由”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曾经“打击”过“囤积居奇”，但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是法治的行为。我相信，在现在的市场中，只要存在“供不应求”，各行各业都可能存在涨价的行为，因为这是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种经营手段。

　　要解决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的几剂良方：

　　1、取消“耕地保护政策”

　　几年来，全国城市及周边地区土地价格猛涨，但同时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周围，市价10万元/亩以上的土地在种植粮食和蔬菜，而中西部地区很多廉价而肥沃的土地却在大量荒芜。如果按年收益率10%来计算的话，10万元/亩的土地至少要产出1万元/亩才能保证土地的收益。但农民在这么宝贵的土地上劳动一年，生产粮食的总收入还不到2000元。农民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蠢事呢？——因为农民种地是以“假设土地不要钱”为前提的！

　　任何聪明一点的人都会发现，如果土地产权明晰并可以自由交换，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那些农民是绝对不会蠢到用10万元/亩的土地来种粮食和蔬菜的。他们卖了土地之后，如果发现种地仍然有利可图的话，他们会去中西部地区租用很便宜的土地。

　　虽然我国的耕地资源在全球是相对紧张的，多年来又有大量的耕地流失，但只要保护市场，中国就不会缺少粮食。我国近年来除2004年有少许粮食净进口外，连年都有粮食净出口，并且还有大量的耕地常年荒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用10万元/亩的土地去种粮食，还不如在屋顶上或用花盆种粮食经济。

　　从统计数字看，我国在1978年的城市化率不到20%，而现在已经超过了40%。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造成对城市住房建设的巨大需求。行政命令已无法限制城市化的加速和对城市住房需求的加速。城镇化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就必须占用耕地。我国尚有占总人口60%左右的农民急待进城，可是城市土地供给因为受“保护耕地的红线”限制，增长缓慢。“不需要保护耕地”的真实意义并不是要破坏耕地，现在一般人所理解的保护耕地事实上和保护无关，而是冻结耕地，不许侵占耕地。这就有问题了，我们的目的“不是保护耕地的问题”，而是“土地的合理利用问题”，是一块土地应该派什么用场更有价值的问题。

　　拿全球来说，粮食也是不短缺的，只要有市场，就会有粮食。全球的粮食贸易越来越发达，我们有理由让最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去生产粮食。国际贸易中粮食是不允许禁运的，WTO中就有不允许禁运粮食的条款。

　　另外，粮食是可再生资源，只要我们保护了市场，并作了一定的储备，中国绝不存在粮食问题。就拿我们的周边国家来说，日本不担心粮食问题，韩国不担心粮食问题，新加坡也不担心粮食问题，那我们担心什么呢？

　　2、建立和开放土地二级市场，以盘活存量土地，使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

　　3、取消有可能“限制房屋供应”的宏观调控政策。

　　4、取消二手房交易税，取消限制二手房在5年之内禁止转让的政策。

　　5、让人民币汇率按国际市场行情升值。

　　汇率是一个国家所有商品和资产的“总价格”，当汇率被低估之后，相当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向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发出“降价酬宾”的邀请。其结果，就是别人用“热钱”来捧场，因而也增加了房地产需求。

　　6、对全国城乡低收入家庭实行同样的租房补贴。

　　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福利差别，使大城市越来越挤。比方说，在北京一个拥有一套市值100万元住房的人能得到政府的救济补贴，一个有50万元家产的人可以去买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而一个年收入只有1000元的山区农民却得不到政府的任何福利。试想，如果大中小城市之间没有巨大的福利差异（包括升大学），北京那些拥有一套市值100万元住房的人，早就有人把房子卖掉跑到一个山青水秀的小城市享受“大款”的生活去了。如果那样，大城市的房价还能涨得那么快吗？

　　7、改变传统观念，宣传投资理财知识，特别是对于工作未稳、事业未成又想“投资理财”的年轻人来说，“买房不如租房”。

　　8、尽快实行土地私有化，产权明晰，让土地所有者自己决定他的土地是用来建房合算还是用来种粮合算。

　　9、对买房的信贷规模进行调控，对占用一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开征物业税，以减少投机需求。

　　至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第一，政府应该加快立法步伐，通过立法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给中低收入家庭租房补贴；第三，给二手房交易实行免税而不是加税，鼓励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二手房。这样，供高收入家庭购买的商品房价格再高，也与中低收入者关系不大。

　　另外，2007年以来，因为猪肉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政府又开始进行管制限价，我认为这也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价格一方面跟成本有关，另外一方面跟供求关系有关。副食品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供应不足和过去的价格不合理造成的。

　　就拿兰州市物价局提出对牛肉面价格进行限价来说，这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如果进行管制，一方面就会使正确的价格信号不能发挥作用，使本来想生产这种商品的厂家他不来生产这种商品了，最后造成这种商品的进一步短缺。另一方面，价格的管制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就拿兰州的牛肉面来说，原来是2.5元一碗涨到3元一碗，政府进行限价只准卖2.5元，结果商家就会采取减少面条和牛肉的数量的方式来变相涨价，最后还是达不到限价的目的。

        所以，只有把价格放开，让价格信号真正引导生产者来多提供社会需要的商品。如果把价格完全放开了，价格还长期维持高价，那就证明原来的价格不合理，早就应该涨了。

　　还有人说，食品、猪肉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国家应该管制，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生产其他副食品的原料，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就会进一步推动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上涨。按这个逻辑，生产手机和汽车的人也要吃肉，那手机和汽车也应该涨价。而实际上，为什么手机和汽车的价格不涨反而下降了呢？因为，当一种商品严重供不应求，或者是严重的供过于求时，价格和成本是没有关联的。打一个比方，当严重供不应求时，一个成本1元钱的商品可以卖到10元；当严重供过于求的时候，一个100元钱的商品也可能卖到50元，甚至更低。

　　很多人说，现在物价上涨，已经影响了低收入人群基本的生活。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通过价格管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对于一个恩格尔系数很低的人来说，猪肉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只有对低收入的人来说才可能受到影响。而管制价格，它会造成以下几种不良后果：

　　第一，它不能吸引更多的生产者来增加这些商品的生产，造成这个商品持续短缺；

　　第二，增加监督管理的交易成本；

　　第三，使那些恩格尔系数很低的富人群体得到更多的补贴。

　　因为，对于一个低收入阶层的人来讲，他每天吃的肉食本来就是很少的，而那些高收入阶层，他们进宾馆、进酒店，吃一餐饭的菜就相当于普通的低收入阶层吃一个月的肉食。进行价格管制实际上是更多地补贴了那些高收入阶层。

　　所以，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第一，是放开价格管制，以便让“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市场的作用。第二，对低收入阶层进行直接补贴。假设我们中国按1亿低收入人口来进行补贴，即使每个人给他们一年补贴1000元，一年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只要花1000个亿就可以了。花这1000亿元可以一举三得：1.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调节市场的作用；2.使低收入家庭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平，使政府赢得更多的民心；3.使农民的劳动得到合理的回报，增加农民收入。

　　况且，补贴低收入家庭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也是有能力做的事。花1000亿元来补贴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有关政府部门，因为受多年来计划经济的影响，并且因为多年来没有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政府补贴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的低收入家庭，而对农民就没有这些补贴。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了。

　　温家宝总理多年来都在说要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放开农产品的价格让农民自己决定生产什么，让农民自己决定土地用来做什么，让粮食价格回归到合理的水平，并让农民也像城市人口那样享受同样的最低生活补贴，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如果一方面口头上说要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而实际上又去限制农产品的价格的合理上涨，那“三农”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

　　市场经济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利用价格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经济规律来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而不应该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脚”经常去踩住“那只看不见的手”。这样，我们的国民才能更早地走上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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