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著作指导改革30年

拜读曹思源的文章《感念恩师于光远》，于老的原教旨情结，我也有领教。我厌恶马克思主义，却同样为于老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马克思说：“到了一定年纪因为什么而去见上帝，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信仰唯物主义的于老去世，本不应该悲伤。于光远98岁高龄寿终，按佛教的说法是喜丧，来世投胎非富即贵。儒家不信转世，逝者逝矣，生者仍需尽孝。曹兄与于老有师生情谊，悲痛至极。

我聆听过于老演讲，在小范围的讨论会上见过几次，只能算认识于老。对于老仙逝有些伤感，感怀国运。相同的感受就不说了，尽量说些不同的，作为纪念。

于光远最为人称道的是博学，无疑他智商很高。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同班。1935年，导师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将于光远的相对论论文交给爱因斯坦，这篇本科生的论文，爱因斯坦竟然给予了指导意见。如果于光远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几率很大。

于光远对政治的兴趣，很快超过了学术，大学期间热心参与一二九运动，毕业后奉命南下广州，以教书为幌子，发展地下组织。后因身份暴露，奔赴延安。一到延安就得到毛泽东赏识，当上了近臣——图书馆馆长。毛泽东好读书，但是外语盲、数学盲，有这两类特长的人容易受毛倚重，于光远正好吻合。毛泽东对苏联人不放心，于光远是中国人培养出来的学者，于是安排他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于光远书生意气比较重，不太善于做行政工作，这份研究型的工作正好对胃口。于光远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权威，沿用几十年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就出自他的手笔。

邓小平时代，于光远心灰意冷，走向社会，关注和思考很多领域的问题，有不错的心得。有人据此说于老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我不以为然，那不会比普通的专栏作家更深刻。哪怕经济学领域，于老的见识也不如一介本科生。于老虽然有学者潜质，但没有选择恰当的道路。如果一定要称其为家，就是玩家，反正于老的学问让我钦佩不起来。

胡温刚接班的时候，改革派元老中间弥漫着乐观情绪，以李锐为甚，于老本来是话痨，对此只说了四个字：“与虎谋皮”。这才是于老智慧闪光之处，智者知人，知人最难。

于老堪称毛泽东时代最幸运的人，我还知道一个幸运儿——袁伟时先生，但远不及于光远幸运。近三十年时间，于老不仅未曾挨过整肃，也不用花费心思整肃别人，更难得——有钱，钱来自《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稿费，教材销量仅次于毛著吧。如果说毛是首富，于老大约是二富，虽然数额差距极大，但毛是土豪，不如上海小开出身的于老懂得享受。于老是那个年代屈指可数的“高帅富”，高龄仍风度翩翩，难以想象年轻时帅成什么样子，难怪江青为之侧目。于老有钱不仅花在享受上，也交党费和资助公益事业，把社会关系打点周全。于老不仅自己幸运，也把幸运带给别人，经他提携的郑必坚、龚育之等人，不仅受上峰器重，而且都能善始善终。

苏联体制政教合一，宣传部相当于罗马教廷的传教部。于老长期任职宣传部，担任科学处处长。如果说宣传部是社会主义的引擎，那么科学处就是方向盘，处长就是司机，因为马克思主义又称科学社会主义。谁科学，谁不科学，科学处处长一言九鼎。上世纪八零年代钱学森掀起的伪科学浪潮，就是于光远打压下去的。

中共体制往往因人设事，名实不符，职务说明不了问题，用“毛泽东的科学顾问”来形容于老的身份，更容易理解。很难说于老当时作过什么贡献，但是对比李森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可以设想，假如别的什么人，比如钱学森占了于老的位置，危害会有多大！于老有防灾减害之功。

于老虽然笃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人性未泯，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在周扬挨批的时候，他站在人道主义一边。人道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分支。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冲击神道主义的结果，借鉴教会体制的多一点就成了极权主义，反之就是人道社会主义。马克思虽然是极权推手之一，但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当然留下众多人道主义的话语，于老用这些东西回敬胡乔木、邓力群之流，令其气焰有所收敛。

人道主义的理论源头是儒家，儒家启蒙了法国，但儒家不是发明了人道主义，而是对人性作了总结归纳。于老虽然反儒家、反封建、反传统，但善性仍存，也许得益于他出身富裕家庭，少有怨尤，又半路出道。很遗憾于老早年没有学习古代经典，没有认识到人道主义的源头在儒家，因反感“中国特色”，而未被邓小平收入幕中。于老提携的郑必坚，虽然替邓小平撑起了“中国特色”的旗帜，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极为有限，没能帮助邓小平以“小康”理想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信仰已动摇，新的指导思想进不来，旧的儒学理解不了，领导层只得照着于光远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来实践，教材中批判什么，就做什么。以为那就是资本主义，就是开放搞活。其实书本中那种资本主义从未真实存在过，既不存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小农经济”的中国，也没有存在于工业化的发源地英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源自宗教徒不适应世俗社会，而吐露的怨言，他们不理解世俗社会的伦理规范，尽用恶意辞藻来形容自由社会的人情世故，结果《政治经济学》教出来的干部，对待社会充满恶意。

这能怪罪于光远吗？于光远也年少无知过，他要怪罪五四一代，五四一代要怪罪辛亥一代，辛亥一代要怪罪甲午一代……所以我们还是认命吧，从自己做起。天将降大任于吾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