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长期增长的神话

    未来十年充满了亮点，但你不能盯着那些在过去10年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并希望这些国家会继续创出新高从而找到这些亮点。

    预测的传统规则是尽可能多地预测，然后只公布蒙对的那部分。新规则则是对遥远的未来进行预测，这样就没有人会知道你预测错了。

    超长期观点启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具影响力的预测，这些预测回顾了中国和印度在17世纪压倒性的经济实力，据此认为这些国家将在2030年或2050年再次成为占据全球统治地位的强国。1600年，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超过1/4，印度则略少于1/4。尽管这两个国家的份额此后急剧缩减，超长期观点还是绕过了过去几个混乱不堪的世纪，理由是，17世纪的表现为未来的成就提供了某种保证。主流的推断成为很多公司、政客和高调的公共知识精英的主要观点，认为我们正在进入太平洋世纪，甚至非洲世纪。最近我收到了一家大型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尼日利亚将在2050年之前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之一。好吧，就算这样，但在2050年以前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超长期的观点对华尔街的影响也日甚一日，这里的人们对时间的总体认识变得越来越狭隘，甚至让人窒息。例如，不管持股规模如何，美国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持续减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长的16年，缩短到今天的不到4个月。与此同时，美国人和欧洲人把钱投向新兴市场的步伐却在疯狂加速，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对2050年预测的影响。流入新兴市场股市的资金总额在2000~2005年间增长了92%，在2005~2010年间则增长了令人吃惊的478%。显然，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想象着他们的投资很好地建立在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的基础之上，能够令人欢欣鼓舞。但在真实世界中，让投资经理或投资公司告诉他们的客户40年后再看回报是不现实的。预测是有价值的，而且出于计划的目的必须进行预测，然而谈论5年之后或至多10年后的未来，意义并不大。

    要揭示全球经济周期中存在的明显模式，所需的最长时间大约也是10年。典型的商业周期大约持续5年，从低迷时期的底部到下一个底部。大多数务实的人们的观点仅限于一到两个商业周期。超过这个区间的预测经常变得过时，这或者是因为新的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或者是新技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互联网），或者是新的领导人（典型的选举周期也是5年左右）的出现。超长期观点的盛行主要是由于经济史学家和评论家的鼓吹，对企业界的影响也风行一时。但实际上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仍把各自的战略愿景限定在3年、5年或至多7年之内，而大型机构投资者则使用1年、3年和5年期的回报来评估业绩。尽管我们都酷爱对未来做出预测的愉悦感，但没有人能够对下个世纪做出可信的预测，而更重要的是，没人会为此负责。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颇具启示性的时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每个10年的最初几年都经历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重大转折，每次都始于某个伟大想法所引发的全球性狂热，一些新变革的催化剂重塑世界经济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1970年的狂热是迪士尼等美国顶级公司，它们曾是60年代的投机性股票。1980年的热点则是从黄金到石油的自然资源。1990年是日本，2000年则是硅谷。总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跳出来警告说，其他一些变化因素正在动摇当前变革的催化剂——石油价格高涨会制约世界经济，因此最终会难以为继；东京的一小片房地产不可能比整个加利福尼亚还值钱；没有任何盈利的科技创业公司或许股票价格不值4位数。但在狂热当中的这一刻，不计其数的美元投资于热门的新事物，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从这些预言家们的警告。

    大多数专家和预言家都乐于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让人相信他们正站在聪明人这一边的异乎寻常的理由。这些狂热在某个时期似乎讲得通，直至奇怪的推论轰然倒塌。在上述所有的战后繁荣中，泡沫在每个10年的最初几年都会破灭。

奇迹之年——2003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狂热是针对大型新兴市场的，尤其认为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将以上个10年令人惊异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那是独一无二的黄金岁月，不大可能重现，却不幸地被用作衡量较为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步伐的新标准。对新兴市场的狂热始于中国，它在从1978年开始的20年中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并不稳定，发展速度每年从4%到12%不等。然后从1998年开始，中国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持续增长，似乎中国人的幸运数字8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铁律。

    2003年是世界前进道路上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这种好运气突然一下子传播到了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对于新兴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这里概括地指那些人均国民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国家。2003~2007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从之前两个10年的3.6%，翻番至7.2%，而且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掉队。在2007年的高峰时期，全世界共有180个国家取得了经济增长，其中114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5%，而之前的两个10年中仅有大约50个国家达到了这一速度。三个例外国家是斐济以及津巴布韦和刚果这两个长期以来没有希望的国家。上升的潮流让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超越了一系列通常难以超越的发展阶段：最生动的例子是俄罗斯，过去10年中，它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 500美元毫不费力地猛增到1.3万美元。

    这是世界所曾经历的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井喷式发展阶段。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持续的威胁在各地都有收缩。战胜通货膨胀（把物价年度上涨幅度控制在5%以内）的国家的数量从1980年的16个上升到2006年的103个。这跟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享有的“金发女孩经济”一样属于高增长和低膨胀，只是增长的速度更快，并且扩展到全球范围，包括了大部分西方国家。这是一个由所有国家组成的合唱团，演绎着一个关于高速稳定发展的故事，而许多观察家则怀着不加区别的乐观态度在欣赏这场演出。新兴国家现在都跟中国很像，或者看起来如此。

    这种幻想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是缘于对“繁荣”的流行解释，即新兴市场的成功是因为它们从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所有这些危机的成因都是难以支付巨额外债。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之前不负责任的债务国清理了赤字，并成为债权国，而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曾经的债权国则陷入了债务。因此新兴国家可以从容地利用1990年苏东剧变释放出来的全球性人员、资金和货物的流动，这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讲述了一个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故事，用以说明全球经济已经被如何地彻底颠覆了。2011年中期在巴哈马群岛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我主持了一个布什总统参加的讨论。布什告诉我们，他跟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在2000年首次会面时，俄罗斯正努力从一场巨大的货币危机中恢复，普京正因为俄罗斯的债务而心神不宁。到了2008年初期，俄罗斯的经济蓬勃发展，预算绰绰有余，而普京想谈的第一件事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价值，这种证券不久便在债务危机中崩溃。普京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缩减俄罗斯债务转向了解持有美国国债的风险，而且他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扩张变得越来越大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在更早的时候访问了华盛顿，看到了布什养的小猎犬“巴尼”，10年后普京把他养的黑色拉布拉多犬“科尼”介绍给布什，说：“你看，它比巴尼更大、更强壮、跑得更快。”

    不断膨胀的骄傲是所有新兴国家的一贯表现，至少不断下降的国债是它们取得真正发展的一个迹象。一些国家（有一段时期也包括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学习如何明智地支出，投资于教育、通信和运输系统，这是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是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关键。但繁荣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世界范围内的快钱（easy money）洪流。这些快钱助长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为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埋下了伏笔，现在仍在自由流动，在各国央行尝试恢复过去10年的增长速度时随之扩散出去，而那种增长速度无论如何是不可持续的。但现在很明显，虽然各国央行可以发行所需任意数量的货币，但不能决定资金的流向。这一次，大多数快钱都流入了投机性石油期货、主要金融中心的高档地产以及其他非生产性投资，导致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世界各地消费者的购买力。由于投机抬高了石油价格，消费者不得不把收入中前所未有的金钱用于满足能源需求。

    快钱的流动方式与美国在艰难时期的情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是商业周期的一个固有阶段，令人不快却不可避免。在20世纪90年代的“金发女孩经济”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观点，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稳健增长之后，人们开始认为美联储击退了商业周期。在艾伦·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本·伯南克的带领之下，美联储开始把重点从对抗通胀和熨平商业周期转移到引导经济增长上来。美国的低利率和不断增加的债务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石，而美国国债的增长很快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1美元的债务可以让国内生产总值产生1美元的增长；到了八九十年代，产生1美元增长变成需要3美元的债务了；到过去10年，则需要5美元。美国的借贷越来越不具备生产力，而是更多用于金融工程和挥霍。

    美国的债务成为全球经济繁荣中一根日渐动摇的支柱。低利率在美国推动着经济增长，促使各国央行也开始降低各自的利率，这同时激发了美国消费者支出的爆炸性增长，推动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新兴市场在2003年中期开始快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美国在此之前积极地削减利率——目的是在科技泡沫两年前崩溃之后维持一场复苏——引发了全球性的快钱泛滥，很多都流向了新兴市场。20世纪90年代，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金在新兴市场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2%，在2007年跃升至9%。

    信贷的空中楼阁现在已经坍塌，这是大衰退的牺牲品。西方的很多讨论提到的“新常态”，指的是由于大的经济体在努力偿还巨额债务，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富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在这个10年中预计将会下降近1个百分点，美国大约会降至2%~2.5%，欧洲和日本则降至1%~1.5%。然而观察家们并未认识到，新兴市场也面临一种“新常态”，尽管它们还没有为接受这个现实作好准备。由于富裕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它们会减少从墨西哥、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出口驱动的国家和地区的购买。在繁荣时期，新兴市场的平均贸易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翻了3倍，这激发了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新一轮炒作，但是从2008年以来，贸易已经回落到此前不到2%的水平。出口驱动的新兴市场，也就是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将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来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