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中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比1998年金融危机后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令人担忧，因为这些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而中国却反常地一路下降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会影响新一届中国政府所制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十年内翻番的目标的实现。”日前，面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的专访，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伍晓鹰如是提醒。

　　中国经济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许多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经济停滞甚至倒退，无法从根本上把经济从低等收入发展到高等收入水平。

　　“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建设新的经济模式，从政府和国企主导，变成更广泛的各种力量共同主导”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执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巴特指出。

　　“中国奇迹”是幻影？

　　“之前中国长期两位数的GDP高位增长率，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极度风险之上。”巴特表示，GDP的增长率并不能单独作为考虑经济发展的惟一标准。

　　尽管多年两位数的GDP增长率被认为是“中国奇迹”，然而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超常的高速度，并不是一个经济史上的特例，与东亚各经济体在相似阶段的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伍晓鹰指出。

　　不仅“中国奇迹”是梦幻泡影，本质上，中国经济隐藏的危机比其他东亚国家更严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阻碍比其他国家更长久而深远，因为中国长期依赖劳动力和投资拉动经济，却在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出现下滑，伍晓鹰分析。

　　指标令人担忧

　　中国的发展规划和经济目标，多年来以GDP为标准，然而伍晓鹰和巴特都指出，适当降低GDP目标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伍晓鹰表示，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从人均GDP 6000美元到人均8000美元，能否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速。”

　　“日本度过这个阶段只用了3年时间，实现了每年9.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韩国在这个阶段也实现了劳动生产率提速。中国却可能出现劳动生产率减速（下降约0.8个百分点)。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也需要5-7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度过这个关键的阶段。”伍晓鹰说。

　　除了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中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比1998年金融危机后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令人担忧，因为这些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而中国却反常地一路下降。“同技术一样，收入水平越高，资本的回报率就会越低。”伍晓鹰指出。

　　需摆脱“目标增长率”

　　劳动力生产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中国无法再依赖“人力+投资”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那么，依赖科技和创新是根本解决之道吗？“全要素生产率（TFP）”才应该是衡量经济的标准，即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作为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增长，伍晓鹰指出。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技术创新，然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制度改革。“改善效率肯定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和解决速度问题需要的方法相反，解决效率问题靠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构调整，是制度创新，归根结底靠的是改革。”伍晓鹰指出。

　　在具体的解决方案上，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伍晓鹰分析，中国不能再预设“GDP增长目标”，因为预设GDP增长目标将使经济发展继续成为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继续维持现有的“政府管经济”的结构，而目前政府的过多干预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制度改革要求两个撤出，即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撤出，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撤出。” 伍晓鹰分析。

　　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将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角色，巴特判断，政府将从“经济发展的管理者、规划者”转为“撤出经济活动”的“服务者”。从“低级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这个发展阶段，控制经济对政府来说非常容易，因为“投资”和“人力”在这一阶段是发展的动力，而从“中等收入”这一阶段开始，“效率”和“创新”取代了“投资”和“人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这时，政府就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企业才是创新的源泉，效率的推动者。

　　其实中国改革一直在强调开放，可是具体要开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只有不断尝试，因为谁也不可能知道答案，真正合适的方案只有在不断地尝试和创新中摸索，巴特分析，目前外资企业仍然只把中国作为“生产和销售场所”，而不是“创新场所”，不愿意与中国共享重要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用什么来衡量经济实力

　　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准确判断是基础，而与目前政府、学界、业界的普遍标准不同，巴特从三个方面来全面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即“趋势”、“冲击”和“转变”。“趋势”代表常见而且是基础性、长期性的经济影响因素，比如人力、资本、能源、原材料、产品、服务等，“冲击”则代表短期内、突发性的影响因素，例如大型自然灾害、金融风暴等，而“转变”则代表各项影响因素自身的变化，包括在人力、教育、技术、创新、能源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巴特指出，作为商业组织，在上述三个衡量指标之中，最应该关注的是，从“冲击”到“转变”的变化趋势，例如，金融风暴如何促进技术创新、人力变化。他表示，“转变”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将对人力、技术、全球格局、政策这四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衡量经济的指标，伍晓鹰强调，要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全面衡量中国的生产率，用“创新”的能力取代“人力+资本”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因为无论在人力还是资本方面，中国的效率都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