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大学生就业难与产能过剩

又到一年毕业季，大学生就业难，一个已困扰学生和社会十多年的老问题，再度吸引无数焦虑的目光。这个夏天大学生遭遇的就业“寒冬”似乎要比以往更严峻，据报道，有将近7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而即使是在好学校云集的北京市，目前的签约率也只有三成多，尤其是法学、英语等文科专业沦为重灾区，同时毕业生对于“就业歧视”也开始怨声载道。

当前舆论界对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反应大体可分为两种。主流观点是表示担忧。试想，一个多年来不断引发最高领导层关注和指示的现象确实非同小可。但也有少数派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不是问题，或者是伪问题，主要的理由是，在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自主双向选择的情况下，找不到工作，或者嫌工资低而“有业不就”，那就只能怪自己了。还有人觉得是“学而优则仕”、工作有贵贱高低之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造成了影响，很多失业其实是“自愿性失业”。还有论者建议大学生不如去当月薪更高的搬运工。另外一种理由则是，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很正常，但只要过一段时间，拥有大学学位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就会逐渐显现，其薪水增速要快于体力工作者，所以长期来看不是大问题。

应该说，少数派观点其实颇有道理。在市场经济中教育的本质是个人或其家庭对其自身人力资本所做的一种投资，用多上几年学来换取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薪水，而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和一定的风险，因为市场需求一直在变化，没有人能确保自己学到的知识就能转化为收入。明知道现在就业压力大、毕业生起薪一直在下降，还选择考大学、读研，那就说明学生的家庭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而且，大学生有何特殊之处，政府为什么要帮助他们而不是其他群体解决就业问题？搬运工薪水高于大学生也不过是市场规律的反应，有何可责怪之处？在经济不景气的年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毕业后大量失业也是常事，那也需要政府介入吗？

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如果放在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中来看，问题又不是那么简单。按道理在中国这样的劳动力相对充裕而资本、技术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大学培养出来的高技能工作者应该能获得更高薪水。(有的发达国家部分蓝领工人收入高，是因为其劳动生产率高，以及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劳动力结构。)这不是对体力工作者的歧视，因为据统计，目前在中国的整个劳动力队伍中有大学学历者的比例仍不到5%，仍是相对稀缺的而低技能劳工相对富余的，何况未来经济转型和升级对此有更大要求。而且，高等教育的高“产能”提高本来应该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例如近年来有美国人担忧中国和印度每年大学培养的工程师人数远远超过西方，有可能在国家实力上超过美国，现在这怎么反而成为问题了呢？说到“高不成低不就”的择业心态，确实在短期里会影响就业率，但人不可能长期都保持非理性，如果看到大学生就业情况持续恶化，人们应该调整他们的行为，寻找读大学之外的其他出路才对，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被很多人指责为罪魁祸首，但这恐怕也似是而非。因为如上所述，中国需要高端劳动力，而且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高校教育资源不能满足广大家庭的需求，甚至限制招生，扩招是对这一错误的纠正。

问题的原因也不是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因为，一方面，中国并未出现彻底的“教育产业化”，现在只是收取对穷人家庭来说颇为不菲的学费，但大学在体制上仍是行政主导的，大学管理者是行政官员，有行政级别，高校办学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也严格限制大学自己“创业”。另一方面，如果真正“产业化”了，高校把办学当做赚钱的生意，那它就应该有更大的动力去适应市场需求，淘汰那些不合格的教师和冷门的专业，为学生提供更能满足企业需求的教育内容和更好的就业指导，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学生，赚到更多钱，就业难应该缓解才对。大学生就业难是毕业生供应超过就业市场需求，“教育产业化”可能造成穷孩子上不起学等不公平后果，但不大会造成供求失调这样的无效率后果。

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难与“产能过剩”有相似之处，就是大学按现有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符合就业市场上的需求，从而造成学生的“滞压”，与此同时，行政主导下的大学体制既缺乏弹性也缺乏动力，没办法改变这一状态。问题的关键是，在扩招的同时，国家并未推动教育体制的相应改革，并未给予高校更大的招生和办学的自主权。每年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其直属院校和地方院校的招生计划，控制招生总量，学校既然没有自主招生权，对毕业生的就业也就不用负责任，也无需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调整专业、课程、教师设置。因为高校并不根据价格信息调配资源，所以就造成资源错配，例如扩招之后大学大量增加英语、法学、国际贸易等对设备与器械要求低、边际成本低的招生数目，而这些专业很早就供大于求了。当然招生自主权也不是唯一的，大学的管理体制也应该去行政化、自治化，但现在这两个本应齐头并进的改革均未推进，反而形成了死循环。

还有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在大学生就业难已被广为知悉的情况下学生仍源源不断地涌入？一个原因就是“就业难”其实没有看着那么严重，大学产生的学生“产品”虽然不合格，但毕竟还是有些附加值，在社会上“回炉”之后未来潜力更大。但即使如此这也意味着大量的资源浪费，大量青春学子遵循僵化的大学体制内部的逻辑，把精力花在了一些毫无价值的死记硬背上。另一个原因是，对来自农村、中西部的学生来说，上大学的主要价值不是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而是获得一块通往城市户籍从而享受更高保障和福利、改变自身命运的敲门砖。

所以大学生就业难的背后牵涉着大学体制、户籍制度等盘根错节的问题，这还只是“供应面”的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国有企业一枝独大、民营经济不振等影响对大学生需求的问题，就更为复杂了。种种扭曲之下，要让大学生就业变得不难，确实很难。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