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着手重启经济改革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从当下看，靠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从长期看，总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现在回顾历次干预的结果可以发现，事实上，总需求干预之手频繁出击并没有熨平周期，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颠簸，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每一轮“踩油门”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轮“踩刹车”下去，又都客观上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暴跌。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

　　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时，如果换个角度从供给面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放开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就会别有一番天地。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只要通过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越是供给抑制严重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金融、房地产），供给价格越高，而且供给效率和质量越低，改革的空间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