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强迫捐款，就是征税

江苏盐城下辖各县市区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捐款被直接从工资系统代扣,遭舆论质疑。

这种做法，固然有一个温馨动听的名目叫做自愿捐款，但实际上根本无自愿可言。用自愿捐款为名，行强迫征收之实，是对捐献一词的讽刺，是对爱心的亵渎。各地乐此不疲，只是因为发文件的上级威权煊赫，管着你的工资，奖金，晋级等等至关重要的东西，你不得不接受而已。

以捐助为名，行强征之实，当然也不是今天的新发明，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渊源。

历史上，臣民在赋役之外，自愿出钱出物帮助政府的事很早就有了。至少，在汉代时期，晁错给皇帝建议“入粟拜爵”，被采纳实施。老百姓在税收外给政府缴纳粮食，政府作为回报，给予适当的爵位。但那时候并不叫“捐”。直到满清时期，这种情况才叫做“捐”，如“捐纳”“捐官”等。这种做法会造成吏治腐败，官吏队伍素质下降等，但它还是自愿的交易，并无强迫问题。

把自愿的“捐”变成了强制性的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变成一种“税收”，始于镇压太平天国筹集军费的厘捐(即厘金)。其后，各种各样的“捐”就名目繁多，遍地开花，混乱时期长达一个世纪。

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当时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诚首创“厘捐”。所谓“厘捐”，就是要商人将经营的商品价值的百分之一捐给朝廷，作为战费。因为百分之一即一厘(事实上后来往往抽到百分之二三十)，所以叫做“厘捐”，也叫厘金。虽说是自愿的“捐”，但与早些时候商人通过捐纳换得一种官衔完全不同。“厘捐”是强迫的，无偿的，没有止境的。各地政府在水陆要道设立关卡，逢卡抽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所以，“厘捐”本质上是一种税收，属于流转税性质，相当于今天的营业税消费税之类。但因为这种强迫的征收并未经过朝廷的正规立法，不属于国家正税，所以，一直没有取得税收的名义；也因为朝廷一开始就承诺说这种征收是临时的，一旦战争结束，就立即停止，所以，它一直被叫做“厘捐”或“厘金”并未改名。但战争结束后，“厘捐”并未被取消，反而变本加厉一直征收到了1930年。

“厘捐”之后，很多其他强迫性的征收，也都打着各种各样的“捐”的名号，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大行其道。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征收房捐，光绪末年，开征警学亩捐，丁槽加捐，赔款加捐，加收粮捐。这时候，捐和税皆属强制征收，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从那时开始，税收也叫做“捐税”或者“税捐”，人们常常愤怒地称为“苛捐杂税”。 国民政府所加之捐，名目更多、更怪，如上海即有所谓房捐附加市政建设捐、车辆市政建设捐、机动动特捐、汽车季捐、旅栈捐、码头捐、公用事业附加市政建设捐等等。

中共建立政权后，保留了“税”这个名词，而“捐”的称号则被废止了。在大陆方面，规范的用法中，“税”指的是国家有关方面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而制定的强制性征收，而“捐”则保留了历史上它本来的意义，即心甘情愿的无偿付出。

非常吊诡的是，大陆虽然明确区分“捐”与“税”的不同，但是一些地方，用强制性手段迫使职工捐献工资和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捐”与“税”仍然没有本质不同。但因为在“自愿”的掩护下，强娟比征税更加任意，更加缺少确定性和约束性。征收一种税，在中国虽然还达不到议会立法的严格程度，但至少需要国务院制定一个暂行条例。而地方政府强迫的捐款，则长官一句话即可决定。

由于这种具有相当欺骗性的强制捐款非常不任意，所以对于公民的正当财产的侵害也比税收更为严重，公民合法财产始终处于被公权力侵害的不安定之中。按照中国《立法法》规定，征收非国有财产必须有人大立法，但是地方党政首长一句话就足以将人们数月工资悉数掠夺，如探囊取物般轻松。如近日惹起严重抗议的江苏盐城，居然认为吃财政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应该带头做榜样捐款，从工资中直接扣除，此做法涉嫌严重违法。殊不知，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是他们服务社会的应有报酬，其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谁也无权予以剥夺。

包括公务员在内的行政事业职工在社会上处于强势地位，但他们的合法收入，也会被更强势的党政首长一句话剥夺，可见依法保护私人合法财产权，在中国目前是多么的困难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