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为何有涨价的冲动

　　现在要想在一个城市生存下来，不仅仅要面对衣食住行的问题，而且更发愁的是，还得应付时不时涨价的麻烦。

　　比如租住一个房子，说的好好的，一个月四千，这还没过两月，房东就跑过来说，得涨点。这还一头雾水呢，那房东就开始陈述理由了：现在房价涨了……于是郁闷地去逛超市，本想通过购物散散心，然后就看到肉价也涨了，菜价也涨了……总归似乎有张涨价的网，把我们包裹在其中，难以挣脱。

　　这是通胀的时代吗？其实也算不上。经济学中对通胀有非常严格的定义，即只有当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才能称得上通胀。如果一般物价水平有涨有跌，就不能称其为通胀。因为涉及到一般物价水平，比如媒体上和统计局经常说的CPI之类，本质上是所有我们消费的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平均价格，看似一些物品价格上涨，但由于另一些物品价格下跌，那么平均意义上，一般物价水平就不一定上涨。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有一类部门的物品价格是基本上都一直上涨的，那就是自然垄断部门和公共事业单位（这两者往往重叠）提供的物品和劳务的价格。

　　比如水电气、公园和景观票价、车船机票等等，最近连出租车价也据说要上涨了。然后你再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当这些部门价格需要涨的时候，通常都会拿国际惯例和国际市场说事。比如油价上涨，是因为国际市场油价上涨了；出租车价格上涨，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租车就很贵，如此等等。但假如你举出一个反例，或者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了，这些部门就会选择集体沉默，再也不提价格的事情。所以，通常要涨价的时候，一些专家也变得活跃起来，因为要帮助这些部门千方百计论证涨价的合理性；各种价格听证会也开始忙碌起来，因为要赋予涨价以合法性。只要专家论证了，听证会开过了，涨价就变得既合理，又合法。而老百姓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自己？

　　把这些喜欢涨价的部门归下类，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属于我们国家的公共部门；二是属于自然垄断部门。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如果说这些部门涨价完全没道理，也有点武断了。由于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单位是属于最后改革的领域，因此，当其他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价格逐渐开始市场定价的时候，公共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就显得相对很低。而要素价格（包括原材料、人工等等）随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就给公共部门带来了成本压力，这个压力会促使公共部门不得不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

　　这属于改革进程中的合理涨价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得承认，公共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的确偏低了，需要上涨，不然亏损太严重，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还得老百姓缴税来支付。与其这种间接负担公共部门的亏损，还不如通过使用者付费的方式直接承担来得更有效率。

　　问题在于，当公共部门开了涨价的口子，就很难收住了。因为监管部门也好，老百姓也罢，都不清楚公共部门的成本费用究竟上涨了多少。反正每年算下来，这些部门总是说自己是亏损的，而且亏损还挺严重的。即便不亏损，也会说自己在某些项目上投入太大，需要通过涨价来弥补。对公共部门来说，有两个不需要通过生产经营就可以获利的渠道，一是通过和政府谈判，获得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当然公共部门的人会说，我们也每年上缴利税了！其实明眼人找相关公司的数据计算下就能发现，这一进一出也相差不离，甚至从财政上得到的好处可能更多。二是通过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来提高其边际利润率。这两项活动其实都只需要通过和政府谈判来解决，无需经过生产过程。可以设想下，假如有个途径是可以不需要通过生产来解决的，企业为何要费老劲去搞好生产？当然得在谈判上下更大的功夫才行。于是，通过精心设计报酬制度、巧妙提供财务信息，一个需要财政补贴且勤勤恳恳的公共部门就展示在人们面前。

　　比如大家都说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工资低，但实际福利呢？这个就只能片面观察且无法证实了。反正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家都喜欢去公共部门就是。假如劳动市场的价格机制是有效的，那么是不是说明公共部门的实际收入水平要远大于名义收入水平呢？

　　公共部门之所以有涨价的冲动，并且往往能实现持续的涨价策略，皆因为这些部门的透明度不够高，使得真实的成本费用信息无法公开。以这个不可观察到信息为基础，公共部门获得了信息租金，这就是和监管部门谈判的筹码。而公共部门的产品和价格上涨的后果被公众承担，公众总体上承担较多，但就每个个体来说承担的较少，这就使得每个公共服务的消费者缺乏动力去较真。即便想较真，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去实施这一求真过程。于是作为消费者，只有认命的份。

　　假定监管部门愿意为了公众利益服务，由于公众的这种无奈，监管部门就很难接受到消费者的呼声，或者即便接收到了，也赶不上公共部门的呼声来得大，因为这些部门总能请到很多知名专家来帮其呼吁。更何况监管部门还有可能和公共部门坐一条凳子。于是，在分享信息租金的盛宴中，我们都被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