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选拔公信力源自有效的权力制约

　　历史或将证明，2013年是中国基层官员选拔机制遭受公众强烈而普遍质疑的一年，湖南湘潭前副县长徐韬、山东金乡县鸡黍镇原镇长韩寒、安徽望江县团县委原副书记常骏、广东揭阳县原副县长江中咏生等上任不久的官员，纷纷落马，其原因都是在当地任职的官员父亲卷入选拔任命过程。5月17日，新任共青团扬州市委副书记袁某，又被网络曝光，质疑“火箭式提拔”背后有扬州市委常委，曾任宣传部长，现为政法委书记的父亲的影响。

　　22日，扬州市委组织部回应表示，袁某此次任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理由归纳起来有四条：一是袁某系经公开选拔程序，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考试，不属于破格提拔；二是其本人符合条件，不能因为是干部子女就被剥夺参加公开选拔的资格；三是在选拔中，组织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让其父“全程回避”，所以，袁某任职同其父的影响无关；四是袁某系博士毕业，按照规定，任职起点较高，所以不属于“火箭式提拔”。

　　如果整个选拔过程确实如扬州市委组织部门官员所言，那么袁某的任职或许真的完全正常，尽管一位1983年出生，2009年博士毕业的新人，从任维扬区西湖镇镇长助理起步，先后历任维扬区团委副书记、维扬区团委书记、邗江区城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兼物流集聚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到2013年任共青团扬州市委副书记，如风车般地在各个岗位上轮转，而且没有一个岗位上任职满一年的。即便如此升迁不属于“火箭式提拔”，仅仅有这么好的“锻炼”机会，也会让许多新公务员羡慕不已，浮想联翩：所有这些经历在公开选拔中是巨大的优势，“没有一个好爸爸，天上会掉馅饼吗？”

　　袁某的任职是否公平公正，尽可以交给有关部门去“研究解决“，不管今年已经发生多少起“官二代”甫一接班便下马的案例，简单断言所有“官二代”升职都有父母的影响，是不严谨的，而且自幼受到为官之道的熏陶，对于成人后处理政务，肯定会提供某种才干上的优势。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官员阶层，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阶层：今天各行各业中“子承父业”的情形比比皆是，岂独“官二代”？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公众对“官二代”升职的质疑何以今年为甚？因为今年是“官二代”升职的“大年”？因为今年“官二代”升职中猫腻特别多？还是因为现行的官员提拔机制在今年遇上了“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如果不希望看到更多年轻官员因为“拼爹”而落马，不希望官员遭遇公众更多质疑，不希望民众加深对政府的不信任，就必须直面官员提拔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

　　官员掌握的巨大权力而受到的制约不足，官员选拔的公开性不够而公众对选拔过程的焦虑日甚，这两对突出的矛盾才是舆论质疑不断的深层次原因。改革以来，在政府推动经济的发展策略下，各级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和通过权力掌握的其他资源越来越多，但相应的监督和制约却明显滞后。现实生活中随时可以感受到的寻租行为和频繁曝光的官员腐败，一再挑动公众神经，激发出他们对官员任命的过度敏感，而现行的官员选拔机制，虽然相比过去，在公开程度上已经有很大改善，但远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甚至距离越来越远。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在政府发布的权威信息不足以满足公众需求的情况下，个人提供的信息开始不断增加，这些原本不具有权威性的信息，虽然遭遇有关部门的例行否认，却一再被证明是真实可信的。如此巨大而且鲜明的反差，导致官员选拔机制乃至政府本身的公信力急剧下降，进而导致公众对有家庭背景的年轻官员晋升一概采取“有罪推定”，“龙生龙，凤生凤”既成为社会的普遍预期，也成为公众的普遍愤怒，袁某们及其父亲，还有各级政府因此陷入舆论风暴的焦点。

　　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30多年，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和集体行动能力的提高，迫切要求国家政治体制有相应的改革和完善，在权力制约和官员选拔上，至少其中一项必须有明显的改进，才能缓解公众日趋强烈的焦虑：只要权力得到有效制约，那么谁当官员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公众只能退而求其次，争取让选拔更加公平一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公平”的潜台词只是让“滥用权力的机会”能够“公平”一些。其实，国人也明白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权力滥用”最甚之处恰恰就是权力分配，也就是官员提拔的场合：制约不了一般的权力滥用，怎么可能制约得了官员选拔上的权力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