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塞制度漏洞才能防止选人谋私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他指出，“显规则”不落实，“潜规则”就有市场。选人用人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纪律，按原则办事、按规矩办事，不能有例外、不能搞变通，更不能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

　　刘云山的强调并非无的放矢。近来，媒体接连曝光了一些借破格之名、违规“火箭式”提拔干部的典型案例。纵观这些“火箭式提拔”案例，可发现几个普遍特征：

　　一是被提拔者多为当地实权官员的近亲属。如山东金乡县鸡黍镇25岁的原镇长韩寒，其父为山东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2岁的安徽望江县团县委原副书记常骏生，其父为县编制办主任；湖南湘潭县年仅27岁的副县长徐韬，其父母曾分别担任湘潭市雨湖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等等。

　　二是提拔过程多为在短时间内频繁更换岗位，每更换一次就提拔一级。比如徐韬五年内七次换岗，参加工作10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一年半即从正科变副处；河北省馆陶县29岁代县长闫宁三年四次升迁；湖北通山县30岁女县长胡娟八年五次任职。

　　三是提拔工作不乏符合有关规定的。比如胡娟和重庆武隆19岁副乡长李泞玉的提拔，据说就符合任职规定。即使是那些最终被认定为不符合规定的，也不乏利用制度的漏洞，靠打擦边球“运作”成功的。

　　四是问题的曝光最初多在网络，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体制内部的监督力量几乎没有自我发现。而且还不乏在问题被揭示后仍曲意回护违规当事人的。比如较早时候曝光的辽宁东港市副市长董海涛事件。

　　从这些特征中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现有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仍然存在明显的漏洞，无法有效防止权力的不当干扰。漏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权过于集中，多数情况下仍是由少数人掌握。由于圈子太小，即使是班子成员集体投票决定，且班子成员都没有明示或暗示要给某位人选以照顾，也很难避免出现人情投票。正如有官员所说的：“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根本不用我打招呼，他们也会优先考虑我的子女。”

　　二是选拔的程序看似严密，实则弹性不小，很容易沦为走过场。现实中，一些干部选拔在条件设定上就已框定了人选，其他人根本没有参与竞争的余地。这只是制定方案阶段的常见手腕，随后的民主推荐、情况汇总、组织考察、沟通酝酿、讨论决定等环节，同样有不少操作空间。

　　三是选拔过程不够透明，外部特别是普通公众一般只能看到选拔的最终结果，最多是某些阶段性结果，而很难对选拔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比如民主推荐阶段，虽然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参与了投票推荐、个别访谈推荐，但投票结果既非当场公布，事后也不对包括参与推荐者在内的人公布推荐投票的具体票数，实际上无法对民主推荐这个重要环节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督。

　　在现有制度的大框架下，要想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一步扎紧制度篱笆，提高制度的有效性，最现实、最可行的办法是在增强公开性上做文章。比如，必须硬性规定，从制定方案到民主推荐，再到组织考察、讨论决定等所有环节，都要尽可能公开进行。不仅每个环节的阶段性结果要公布，而且每个环节的操作过程也要尽可能公开，特别是在选拔任用重要干部时。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指出，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是正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任官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人事的弊政是最大的弊政。“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职位世袭现象，是一个社会最危险的现象，也是人民群众最为痛恨的不公现象。我们期待尽快看到这种不公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