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第三支箭”能射多远

　　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环比折年率达到了3.5%，这是近年来日本经济表现较为出色的一个季度。虽然这一数据并不意味着年度增长率能达到3.5%，但它还是使“安倍经济学”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上台伊始，安倍就公布了其政策大思路。在设定2%的通胀率目标后，安排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专栏1月初分析指出，单纯的财政货币刺激只能收到短期效果，无法解决日本经济根本性的问题，只有力度足够大的结构性改革才可能重振日本经济。现在，安倍内阁已经作好准备，将射出宽松货币和宽松财政之后的“第三支箭” ——结构性改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安倍日前正与互联网新贵三木谷浩史组成联盟，试图在解除管制、引入硅谷文化方面掀起一阵旋风。而路透社说，安倍改革将围绕行业竞争力和管制政策而展开，并于6月中旬八国集团峰会前正式宣布。

　　显然，和外界批评一样，安倍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前两支箭的局限性和危险性，急欲在结构改革方面有所作为。那么，对于安倍的“第三支箭”，我们该抱以怎样的期待呢？我的看法是，不能盲目乐观。

　　首先，类似安倍这种大规模的改革曾发生过多次，最后都以收效甚微而收场。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的外部压力和部分日本人的忧患意识下，日本就开始了进行某些改革。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也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改革。“失去的十年”激发了日本各界对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反思，甚至将问题上升到“日本模式”的整体缺陷层面。改革成为共识，许多人甚至将结构改革与明治维新、战后民主化改造相提并论。

　　2001年小泉组阁后，制定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全方位的改革方案，还任命了专门的经济改革大臣。小泉内阁将自己定位于改革内阁，高调宣称 “构造改革无圣域”，其支持率一度达到80%，他曾先后三次组阁，任首相时间长达5年半，这在内阁频繁变更的日本实属奇迹。但是，以巨大的变革决心，民众支持率如此之高的改革内阁最终取得了多少改革实绩呢？答案是：非常有限。除了在邮政民营化改革上有一定进展外（仅这项改革在他下台后还出现倒退），其他方面实在是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

　　同样，今天安倍内阁再次以改革者面目示人，也有着民众支持率较高的优势（70%），但要想取得特别大的成绩，一样很难。

　　第二，安倍内阁面临的困难比当初更多。安倍的前两支箭——财政货币政策，意图是通过短期的需求管理，激活一下经济体的活力，从而为射出“第三支箭”创造有利的环境。现在看，激活经济的短期目的是达到了，但其产生的隐患也特别大。一是财政状况更加严峻。2013财年安排的预算赤字率是6.9%，通常而言，政府敢于加大赤字，是寄望于扩张政策带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带来税收增加，最终缩减赤字和债务。安倍内阁亦如此，它一方面增加赤字，一方面又制定2020年收支平衡的目标。但是，事情往往是赤字上升了，经济短期也增长了，但其力度和持续时间根本无法达到税收实质性增加的程度，这样，债务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外界要求财政撤火的压力，或者政府自身因赌注越下越大，产生恐惧而主动撤火的可能性就会大幅上升。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和后来的小泉内阁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桥本内阁时日本债务率略低于100%，到小泉时上升到150%左右，他们都害怕了，不得不赶紧收手。现在，债务率已达到220%以上，狂人安倍会不会步其后尘？可能性不小。

　　二是货币政策的风险比以往更大。零利率加1%-2%的通缩，使得实际利率为1-2%，而失业率长期维持在4%左右，这说明过去十几二十年日本经济已达到了一种均衡状态，基本上实现了其潜在GDP增长。如果结构改革的效果不能尽快明显地释放出来，而通胀又上升到了2%的目标，那么就可能引起利率的上升。在220%的债务率之下，国债付息成本会大幅上升，让早已居高不下的债务负担进一步上升。

　　从第一、第二支箭和第三支箭的关系来看，结构改革无疑是在与时间赛跑，其效应需要尽快发挥，稍缓一步，就有触发恶化循环的临界点的风险。

　　日本股市去年底至今已经上涨了50%-60%，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公司利润在触底后反弹迅猛，远超GDP数字，2012财年日本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近30%，2013财年预料还能增长15%-20%，目前总体业绩为危机前最高峰的90%，而危机前的日经指数最高点为18000点，目前为15000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业绩反弹驱动的。二是安倍政策令人一扫绝望的预期，为估值修复找到了契机。但日本股市的强劲走势并不意味着安倍经济政策真的能达到预期目标。

　　虽然日本社会普遍有一定的改革愿望，但受利益和历史文化的双重掣肘，改革一直难有效推动。作为追赶型经济体，日本政府的定位明显不同于定位于提供规则和裁判员角色的英美式“监理型政府”，而是一种政府和经济界紧密合作的“发展型政府”，政府惯于运用行政指导和产业政策，故政商勾结异常突出。官厅操控立法，围绕政府、产业界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和地盘。在经济已经成熟，蛋糕难以再做大的情况下，要向利益集团开刀，解除大量的管制，甚至要从根本上扭转政治惯性运行模式，何其难也！

　　经济结构性瓶颈背后是文化瓶颈。强调服从和秩序的日本文化特别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加上政策引导，日本在短时间内在钢铁、汽车和家电等领域获得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创造力不足和产业政策的负效应就暴露出来。此外，日本重视治安稳定，在移民问题上态度保守，不利于应对老龄化危机；重视均富，因而不太能接受美国式的创造性毁灭。加上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市场保护留下后遗症，要想改变非常之难。另外，日本政治家喜欢诉诸民族主义，这种政治文化与其发达国家地位也很不相称。

　　今日日本困境的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但它的经验告诉我们，追赶型国家一定要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进行面向未来的体制调整和文化调适，否则一旦追赶过程结束，体制或文化弊端固化下来，就会形成难医之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