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突破“瓶颈”有赖改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从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看，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这主要归功于“房子”、“车子”、“金子”的强劲表现。数据显示，4月份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从3月份的17.6%回升到23.22%；汽车类消费增速达到13%，创下2011年10月以来的新高；金银珠宝消费增速更是达到了72.2%，创下2001年以来新高。然而，无论是房地产行业，亦或是汽车和金银珠宝行业，其表现很大程度建立在私人部门杠杆率不断提升的基础上，4月份居民贷款在总信贷中的占比已经超过45%，在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私人部门的扩杠杆行为能够维持多久尚未可知。

　　同时，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即使在宽货币政策的环境下，4月工业增加值仅小幅回升0.4个百分点，PPI也出现加速下行，尽管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略好于预期，但这主要归功于去年的低基数。同时，用电量的表现好于工业增加值，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高耗能的上游行业复苏情况要好于下游行业，对于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而言，这未必算得上好消息。

　　应该说，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到了明显的瓶颈期，此前惯用的政策边际效应明显衰减，可操作的空间也在不断压缩。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今年前4个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仅增长了6.7%，增幅回落5.8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延续负增长态势。同时，截至去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到9.3万亿元，是当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5倍之多。在房地产调控持续，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今年财政收入压力较大，很难再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而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在宽货币的背景下，我国M2与

　　GDP的比值处于高位，但经济增速仍在下台阶，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速之间不匹配，显示出经济增长的效率偏低；而单位增加值所需要的货币量过高，使得货币溢出效应明显，潜在的通胀压力始终存在，未来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的空间有限。

　　因此，未来我国亟需解决财政收支不平衡和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从国家的经济职能来看，不同级次的政府部门理应具有不同的职能，但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并没有实现合理匹配，地方政府抱怨收入偏少而支出责任过重，导致“土地财政”盛行；而中央政府的资金则更多用于推动基建投资，而非投入社会保障等全国福利性事务。因此，我国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例如中央可以上收部分财权以加强民生相关领域的支出，同时也应转变对地方转移支付方式，并下放部分财权，帮助地方政府实现收支平衡。

　　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看，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要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只能依靠淘汰产能，而非增加产出。有关部门应该拿出足够勇气，降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允许企业，乃至国有企业调整、破产、重组。同时，更要赋予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公平的待遇，加速简政放权，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正如李克强所说的，“下决心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这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无疑是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