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为何今不如昔

　　马尼拉八十年前的1月，爱叼雪茄的纽约市前地方检察官费迪南德·佩科拉（Ferdinand Pecora）被任命为美国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总答辩人（Chief Counsel）。其后几个月里，佩科拉委员会出席一系列听证，揭露了导致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许多骇人听闻的勾当。

　　不仅如此，该委员会的调查还推动了广泛的改革，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必须分开，但法案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还创立了联邦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由于单体银行（所有运营由自负盈亏的办公室进行）被视作不够稳定，法案允许银行多开分行。法案也加强了监管者管控放贷的能力，抑制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和股市投机。

　　该委员会的报告还促成了《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的通过。这些法案要求证券发起人和交易人披露更多信息，遵从更高的透明度标准。资本市场可以自我规范的观念基本上遭到了否定。

　　这同今日的情况形成极大反差。尽管人们可以提到《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来辩解，但以20世纪30年代的标准来看，那个法案简直是清汤寡水。在应对被广泛视作八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时，它对美国金融体系结构和监管的触动远不如昔。

　　这不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家不像今日那么团结一致。当年，由于担心银行被迫缴纳保费，美国银行家协会强烈反对引入存款保险制度。而拥有许多单体银行会员的州级银行家协会则批评，有关规定将导致银行在州的层面上过度扩张。

　　这也不是因为公众对银行家的厌恶今不如昔。佩科拉委员会报告固然轰动一时，但也很难说，2010年华尔街大佬们在国会金融危机委员会面前作证所引发的怒火不如当年高涨。

　　事实上，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生效之前，佩科拉考察的只有一家商业银行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该行董事会主席查尔斯·米切尔（Charles Mitchell）总是在兜圈子，回避“同时从事收储和证券承销业务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不过，备受公众关注的其实是米切尔将该行18000股股份折价卖给他妻子的避税行径。佩科拉听证把火力集中在少数烂苹果上，使系统性改革变得不那么显眼。

　　佩科拉接着向投资银行开火。这一回，调查揭露出，摩根财团（J. P. Morgan &；； Co.）向位高权重的官员提供IPO认购特权，包括一名前财长和一名候任最高法院法官。但这些猛料也没能给新的分行政策和存款保险加多少分。无论多么骇人听闻，当年那些丑闻跟这一次的丑闻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被曝以优惠条件向“安杰洛的朋友们”（该公司时任主席兼CEO安杰洛·墨齐罗的达官贵人圈子）提供按揭贷款，其中包括房利美前CEO富兰克林·雷恩斯（Franklin Raines）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前成员克里斯多佛·多德（Christopher Dodd）。

　　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何以成功，另一个流行的论点是认为，国会当时已就问题的症结达成了一致，正在着手加以纠正。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多年来一直力推更宽松的分行政策和更集中的银行监管。1932年，他已经发起了一个包含若干此类措施的议案。

　　此前50年里，国会曾提出过100多个支持联邦存款保险的议案。最终，由众议员亨利·斯蒂格尔（Henry Steagall）联署的一个议案得以在众议院通过。换言之，那些理念当时已呼之欲出。

　　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斯蒂格尔并不迷恋支持广开分行的政策，该政策对小银行不利。而格拉斯则反对存款保险。议案最终得以通过，恰恰是因为联署人达成一致，把存款保险同银行监管新规绑定在一起，搞出一个谁都有所需要的方案。

　　在某些问题上，改革者推的是一扇已经打开的门。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在此前已经宣布正在遣散其证券业务部门。承销业务早已崩溃，而银行也迈出了脱离证券业务的脚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商行、投行分业新规，只不过是认可了已有苗头的一种变迁。

　　在2009~2010年则相反，大银行仍试图维持其混业经营的广度。整个行业都强烈反对削减业务领域的努力，比如削减不动产交易业务。

　　最终，金融大改革的成功只能由危机本身的严重程度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把整个国民经济打得半死。彻底改革的需要变得无法否认。而在2008年以后，政策制定者成功防止了最坏事态的发生，结果公众没有感受到像佩科拉委员会作证期间的那种紧迫性。最大的讽刺是，正是这一成功导致改革的力度有限。

　　巴里·艾肯格林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与政治学教授